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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
2020年09月30日 12:26 来源:《中国现代史》2020年01期 作者:肖红松 郭晓辉 字号
2020年09月30日 12:26
来源:《中国现代史》2020年01期 作者:肖红松 郭晓辉
关键词:烟毒治理;联动;综合;华北;新中国成立初期

内容摘要: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新中国成立之初,华北烟毒形势严峻,绥、察、晋为传统植烟省份,京、津及冀、晋、绥、察、平原等省城市则深藏跨区越境的毒品贩售网,广大城乡还存留数量庞大的瘾民群体。

关键词:烟毒治理;联动;综合;华北;新中国成立初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华北烟毒形势严峻,绥、察、晋为传统植烟省份,京、津及冀、晋、绥、察、平原等省城市则深藏跨区越境的毒品贩售网,广大城乡还存留数量庞大的瘾民群体。烟毒问题是扰乱社会治安、侵蚀国家机关、危及新生人民政权稳固的源头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共华北局及所属各省、市政府遵行中央部署,发起运动式宣教、综合性治理、联动式缉毒等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工作,雷霆扫毒,于1952年底在重点城市地区基本禁绝烟毒。1953年,以农村为中心的戒烟工作进一步巩固了华北地区前期治理成果,改造烟民以塑造社会“新人”,实现了新生人民政权与民众的有效良性互动。华北烟毒治理工作推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与建设进程,由此可探析党和政府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重塑社会调控系统的轨迹与内在逻辑。

  关 键 词:烟毒治理;联动;综合;华北;新中国成立初期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HB15LS022)、河北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年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SD151075)。

  作者简介:肖红松(1971-),男,河北安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华北区域史研究;郭晓辉(1994-),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河北 保定 071002)。

 

  近代中国经济困顿下的利益驱动,是历届政府屡禁烟毒而未绝的重要原因所在。日本侵华期间,在华北沦陷区推行鸦片统制政策,以指定机关核发证照方式,全面管控民众植烟、贩售和吸食,同时强征税费,并放任制贩烈性毒品,使烟毒植、制、运、售、吸公开化,华北烟毒泛滥达到空前境况。中共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军民共同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同时,坚定地开展治理烟毒的斗争,“此项治理活动,被认为既是服务于战争,又是社会革命所必须进行的艰巨工作”[1](P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坚决采取禁毒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绝烟毒运动”。华北区①秉承中共中央、政务院指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公安警备力量和群众的协作配合下,切实开展禁毒宣传、逮捕毒犯、改造烟民等治理工作,成效斐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华北区烟毒治理研究,多部禁毒通史著作②有所涉及,却着墨有限;已刊论文则侧重华北个别省、市的禁毒政策解读、过程描述及经验总结③。笔者拟采用社会治理视角④与“新革命史”理念⑤,透过治理政策运行调试及动员宣教、综合治理、联动缉毒等实践环节的研究,探索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互动,借此阐释社会改造与强固国家权威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说,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的研究作样本,尝试验证“新革命史”理念方法在指导中共革命“后半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一、华北烟毒实况的多维探析

  (一)华北烟毒形势概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地区毒情严峻,从烟毒产、贩、吸三方面得以体现。华北罂粟主产区绥远省在1950年种植罂粟达20万亩左右。其中,萨县种烟成风,1950年初该县七个区均种植大烟,义成乡种烟3000多亩,平均每户植烟10亩,最多者达30多亩[2](P23)。此外,察、晋两省植烟普遍,张家口、太原等地是查获津、京贩毒案件中的主要烟毒输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东北区管辖的热河省,其鸦片种植面积之广,历史之久,为东北之最[3]。由于地缘及传统经济因素,该省成为华北鸦片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尤以热河赤峰最为猖獗。

  烟毒贩售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烟毒贩售犯罪在政府禁令的威慑下有所遏止,但传统贩毒网络未受破坏,一些臭名昭著的贩毒团伙转用更隐秘手法贩毒,且拉拢腐蚀政府干部及交通邮政等部门职工,扩大贩毒关系网,悍然破坏政府禁令。例如,活跃在京、津的大毒贩庞辅臣、杨汉民制贩售毒品“松竹梅”,其中庞氏勾结津市禁烟局干部套购烟土,以民警掩护装船,密销上海[4](P257)。冉如,晋南新绛治安股长赵变炎利用职权,受贿枉法,以每月600万元(时币值)为报酬,包庇大料犯宋保山卖料子多达2550片[5]。上述贩毒团伙对内订立攻守同盟,对外牵涉政商企业及特殊部门,跨区域贩毒犯罪,且与其他社会危害团体相互勾结,迫切需要中央政府统一部署,开展跨区联动缉毒行动。

  除了缉毒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华北各省、市尚存庞大的吸毒群体。1950年,察哈尔“约有10万人吸食鸦片”[6];绥远共有烟民2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9%[7]。山西公安系统估计,全省贩毒品者约7000-8000人,吸食者约10万人左右[5]。1949年,河北省石、保、唐、秦四市烟民近5000人[8]。北京更是烟馆林立,分设各类高低档烟馆、土药店等,供各色人物吸食烟毒。1950年6月,天津调查发现,“全市吸毒、贩毒者尚有3000人左右,其中吸毒者占70%;贩毒者占16%;吸毒兼贩毒者占14%”[9]。

  (二)烟毒泛滥原因及危害

  日本毒化犯罪及国民政府查禁不力,是华北烟毒问题积重难返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罂粟种植泛滥、难以禁绝,主要有农民种烟逐利、干部执法不力及个别坏分子造谣破坏等因素。

  “种烟收入是一般作物收入的4倍多”[8],利益驱动是传统植烟区农户继续种烟的主要动机,典型省区有绥远、山西、察哈尔省及河北的张家口、邯郸、唐山等地[10]。有些地方干部基于财经收入等因素考量,延后执行中央禁种令。如在绥远,“个别干部不传达禁令,反而助长植烟……杭锦旗的一个营长带头种烟、通格朗区的一个助理员带头不铲大烟”,“地方军政干部口头服从上级协同铲烟,实质上与蒙汉人民暗地沟通,有意拖延以达到‘割洋烟’的希望”[11]。一部分群众没有彻底觉悟及各级政府接收工作迟缓,给了破坏分子造谣之机。有的土匪大肆抢劫大烟,致使群众惊恐不安[2](P23)。乌审旗未解放时,匪徒在该区强制植烟,使得不明真相的周边旗县百姓从众种烟[11],给禁种铲烟工作带来一定困扰。

  烟毒除了戕害吸食者及家庭外,还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危及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烟毒问题与娟妓、赌徒、盗匪、反动会道门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交织伴生,反革命分子利用烟毒暴利勾结毒犯贩毒,筹集资金从事破坏、敌特活动,威胁人民政权稳定。山西1950年初刑事案件统计中,20%与毒品有关,霍县涉毒案占该县刑事案件的51%[12](P91)。另外,毒犯腐蚀党政机关干部、重点部门职工,瓦解国家机构。山西在“三反”运动中查出太原公安机关干部“盗、贩、制、吸、包庇、护送毒品者48人,共包庇了料犯77人……摧垮了市局刑警队和审讯科”[5]。京、津、冀等地破获的重大贩毒案件中也多有公职人员涉毒情节(详见下文)。总之,华北烟毒问题积习久远、戕害面广,是危害社会治安及政权稳固的犯罪根源之一。因此,肃清烟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实行社会改造、建构高效社会调控系统的举措之一,是中共满足人民利益、建构新政权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需要,华北因严峻的烟毒现状及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被列入重点禁毒区域。

  二、“力”、“利”、“理”下的民众动员

  历史证明,群众参与是成功治理烟毒的重要保证。重视群众力量,开展群众性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继承革命历史经验,进行社会改造活动的常态工作方式。李金铮从“理”、“利”、“力”三个方面揭示革命时期农民参军的真相[13]。笔者认为,力、利、理的合力效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动员民众参加禁毒运动的重要因素,群众运动的形成是中共政权深入社会基层、建构社会调控系统的成功表现。

  (一)力——外部强迫力威慑毒犯、保障民众

  中央政府部署联动缉毒,华北各地公安部门集中逮捕、处决毒贩,以及发动群众所形成的舆论高压,共同组成空前强势的外力,迫使毒贩烟民终止犯罪、检举同伙及配合戒瘾。如此强势外力,也是民众参与禁毒的安全保障,推动了禁毒运动的深入开展。

  禁毒运动之初,烟毒犯多持观望态度,亦有部分公然无视政府禁令,继续贩售,甚至散布谣言、威吓群众。另有部分烟民认为,吸食烟毒开销自付,政府何必动员戒除。就此华北各级政府召开群众参与的毒犯公审大会,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结合的原则[14]处理毒犯:当场处决罪行恶劣的大毒犯,从宽处理坦自交代、配合检举的一般罪犯。对于顽固烟民,以政策教育为主,“自动登记戒除,人民政府既往不咎,屡戒不改,则予以应得之处罚”[15]。公审大会起到了威慑毒犯、破除烟民思想误区的重要作用。

  1952年9月1日,北京在集中逮捕毒犯行动结束后,召开了4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宣讲禁毒政策,传达政府禁毒决心,当场处决3名大毒犯,极大地震慑了毒犯。会后两天内,主动登记毒犯超过了以往10天的数字,有新登记的,有补充罪行的,登记者交出毒品、供出攻守同盟,“不少西药房也急忙交代了收售毒品原料等问题”[16]。截至9月6日,北京共召开“群众会议150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材料90119件;检举毒犯共3444名;坦自登记的毒犯有5607名”[17](P138)。公审大会的政治、法治威慑,有效打击了毒犯的嚣张气焰,瓦解了毒犯间攻守同盟协议。民众看到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与能力,消减了怕被报复的顾虑,形成了“新社会一定会搞得彻底”[18]的共识,纷纷参与揭发检举。

  (二)利——检举有奖、救治瘾民及人民新政权的身份认同

  其一,奖励驱动。1949年,绥远对提供破案线索者“以该案没收全部财产,酌予奖励”[19](P1654)。翌年规范标准,在案件罚金30%以内酌给检举者奖金。北京以适当物质奖励及登报表扬,鼓励市民检举[20]。天津、山西对举报者的姓名予以保密,并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21]。1950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废止缉烟提奖办法,但又规定“各地可斟酌实际情况拟定罚金与奖励办法,华北五省二市由内务部审核批准……但奖金不宜过多,以防流弊”[22](P826)。

  其二,以帮助烟民恢复健康、挽救家庭之“利”教育烟民及其家属。包头发动戒烟所开展“所与所、人与人之间的竞赛,保证半副药戒一个人”。虽然戒毒瘾很痛苦,“但烟民认识此举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不少人都以半副药戒绝了烟瘾”[23](P99)。召开吸食者及其家属座谈会,由受害者用自身经历控诉烟毒危害,使群众看到戒瘾对吸食者及其家庭的重要意义,效果显著,各地涌现出大量家属揭发检举的案例。如保定郭氏之女先动员其母去登记,还向别人作宣传[24](P481);在北京,“一女孩参加了控诉会后,当场检举了自己的母亲、亲戚等六个现行毒犯”[25]。

  其三,身份转换,由被专政对象转变为合法公民。毒犯坦自罪行,配合禁毒工作,可以得到减免刑罚的直接利益,改邪归正者能成为“受政府保护、有发展前途”[26]的合法公民;公安机关着力从毒犯家属或烟毒料犯中培植积极分子,使其成为“新人”代表,以此带动地方肃毒运动的开展。临汾县姚春山揭发并交出郇保恩价值130万元的私存烟毒料面,在烟民内掀起缴毒热潮[27]。脱瘾的“王信轩等六人同村后,成为查缉烟毒的积极分子……帮助政府破获料犯五案”[28]。另外,戒烟所组织吸食者参加大生产及兴修水渠等基建劳动,自食其力,使吸食者感受到个人的社会价值。山西村民王喜谈戒烟毒后“家里老婆不骂,吃饭不理短,受苦身不软”[28],主动动员别人入所戒烟毒。戒瘾者得到社会认可后,还享有劳动机会,其政治觉悟得到提高,在社会治安方面可发挥一定作用。这是中共政权与民众实现互选、互动的良性结果。

  (三)理——国家意志与民众生存理性相契合

  “理性”动员的本质是国家意志与群众意识相契合,主要由宣传政策及成功戒瘾者现身说法来实现,是国家政策有效输出到被群众主动接受的过程。

  治理烟毒,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动员民众的核心和基础。国家宣传禁烟禁毒政策,利国利民。但当时不少民众心理多是“我不吸不买不制,禁毒与我无关”[25];或怕受牵连报复,不敢举报;若是家属涉毒,则面临亲情与法律的矛盾纠结。总之,以上任何顾虑均能消解民众参与禁毒运动的积极性。笔者认为,“涉毒案例”的处置是国家意志表达与民众意识改观的关键。国家通过审理涉毒案例,惩处烟毒犯,警示社会;民众则从中直观感受国家力量,进而逐步解除顾虑、参与检举,并且约束自己及人际关系,至此达到社会动员目的及社会治理效果。

  另外,以爱国作为禁毒宣教的主题。各级政府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和重点挨门挨户访问,让群众明自,检举涉毒犯罪线索是人民应尽之义务。“尤其是烟毒犯的家属们,小之为了家庭幸福,大之为了爱国、爱民”[29],均应主动协助政府彻底肃毒。与此同时,把禁毒宣传和抗美援朝结合起来,突出禁毒意义。临汾发出“前方打美帝,后方挖美根,搞好这次清毒,也是挖掉美帝一股根”的禁毒口号[27]。保定组织干部、宣传员1755名投入宣传工作,召开各类会议千余次,累计教育群众8万余人,群众普遍反映“禁毒运动就等于抗美援朝”[24](P480-481)。声势浩大的运动式宣传,激起群众对烟毒的仇恨,坚定彻底清毒的决心。

  在政策宣教下,各地民众逐渐转变先前对烟民“避而远之”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关怀、帮助烟民戒烟。察哈尔村民韩喜娃“捐助谷米一大斗,山药一口袋”[30],作为瘾民戒烟毒之费用。戒瘾者是禁毒绩效的最佳“代言人”,唐山工人王树理的父亲吸大烟,在接受宣教后认识到,烟毒是帝国主义的毒心计,表示“一定帮助政府在工人中开展宣传”[31]。成功戒瘾者的动员宣教,是有别于“私利”与“法力”的第三方声音,现身说法,更具说服力,在动员烟民毒犯戒烟伏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华北烟毒治理活动纵览

  烟毒治理是各地解放后政府接管、改造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华北各地解放之初,沿用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中共华北局颁行的系列禁烟禁毒政策,开展辖区禁毒工作。1949年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颁行《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明确了烟毒类型⑥、涉毒犯罪种类及处罚原则,此乃中共革命政权在大行政区实行禁烟禁毒政策之开端。随后,中共华北局遵行中央部署投入全国性禁毒运动(1950年2月-1952年12月)之中。华北烟毒治理(1949-1953年)分三阶段开展,以往研究集中研讨了1950-1952年即前两个阶段的问题,但实际上彻底肃清农村罂粟种植及城市吸食者的戒烟毒改造问题集中于1953年开展。本文将其视为华北治理烟毒的第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中央指导、地方主导的禁种戒烟工作(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

  禁毒运动之初,考虑到烟毒泛滥的实际情况及人力、物力有限,中央指导地方以开展禁种、禁吸为突破口,“使种的卖不了,吸的买不着”,最终断绝烟毒销路[32](P544)。此外,集中有限的警力打击各区内制造、贩运毒品分子。

  1.禁种罂粟。1950年3月,绥远发布《严禁种植大烟令》《查禁烟毒试行草案》,组织铲烟工作团下村彻查,不定期复查,对复查不合格的地方负责干部予以连带处分[33]。5月,向各市县盟旗发出彻底铲烟的紧急命令,两个月内收到各地汇报,铲烟工作深入彻底[34]。是年,该省共铲烟苗174048.6亩。翌年复查时,未发现公开种烟者[7]。在河北,1951年主要城区几乎禁绝种植,有个别偷种者责令其铲除,量多者由法院依法判处2-6个月的有期徒刑[8]。截至1951年底,华北已基本上做到了禁种鸦片,但地方偷种现象未能彻底根绝。

  2.戒烟毒工作。1949年8月,绥远颁行《戒吸毒品暂行办法》[19](P1653-1654),详示瘾民处罚及戒除办法。至1951年,除同民区外,各盟市旗县均设有戒烟所,药品按成本收费,对贫苦者酌予免费发放[7]。除设公立戒烟所外,发动社会力量组织小型民办戒烟所,以归绥市成绩显著,多达30多个[35]。天津自1950年5月推出烟民登记办法,7月设立市禁烟委员会戒烟所,并委托49处医院、戒烟所施行戒治[9],至8月底共登记烟民1693人,戒绝者269人[36]。至1951年底,登记戒除的共有1039人[9]。察哈尔万全县五个区均设戒烟所,至1951年,教育和强制999人戒除毒瘾[37](P226)。

  1951年底,华北城市戒烟工作基本完成,但因吸食者众、复吸率高等特点,各地依日存有拒不登记施戒、秘密吸食或复吸者,和复种罂粟一道,这些遗留问题集中于1953年解决之。

  (二)第二阶段:中央部署下的快速集中逮捕贩毒犯(1952年)

  中共中央、政务院以指示、法规等方式对各地治理运动作宏观指导,社会治理权限有由各大行政区政府收归中央政府的渐进趋势。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确定“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的原则[32](P536)。5月,毛泽东批准,“以后全国各地禁毒运动在具体步骤和行动上的配合,即由中央公安部负主要责任加以掌握”[38](P199-200)。中央领导地方的联动缉毒,在本阶段表现尤为明显。

  1.侦查准备阶段(1952年5月至7月底)

  中央公安部责令各级政府及禁毒重点区公安部门成立禁毒办公室,专事掌握材料,指示1952年“7月20日前为肃毒侦查准备阶段……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命令下达立即行动”[39]。

  1952年5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紧急通令:暂停所有打击行动,已发指示者要立即收同,已动作者立即停止,只搜集资料,作充分准备[40]。保定先后派出10名干部赴外侦调,到达13个市、县,多者查证3次,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及证据[24](P480),内外联动,彻底缉查。北京公安对已掌握的2500余件材料查证核实,划定61个专案,重点侦察[16]。至8月初,天津有关部门掌握案件523起,在津案犯总计2168人,核实要犯209名[41](P349)。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少公职人员涉毒案件陆续披露。例如,山西司法机关涉毒罪犯达90人之多[42];北京在1193名旅行、车辆行车人员中查出229个走私运毒[43](P226);天津查获铁路内部走私运毒犯252名[44]。

  以上涉案线索的侦获为随后的大逮捕行动作了充分准备。各地情报反映了烟毒团伙跨区犯罪,且与其他社会病害并生的特征,促使华北各省市区间协同工作、内外联动缉查、开展综合治理成为必然要求,于是各地逮捕行动在中央公安部门的统一调度下进入收网阶段。

  2.统一逮捕破案阶段(8月10日至11月底)

  195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部署的全国禁毒工作安排,“确定以统一行动、分期完成行动的原则……以各级公安部门为主体,统一行动,集中破案”[38](P369-370)。全国六大行政区严格遵照实施,依此开展逮捕、审讯、总结汇报工作。逮捕行动均在8月10日左右启动,规模浩大,禁毒运动进入全国高潮。华北区的逮捕行动分三期进行,总体于11月底胜利结束。

  北京在8月9日、15日两次逮捕毒犯535个,其社会成分不一,有反革命分子、伪军警宪、地痞流氓等[16]。在9月1日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以杨汉民为首的3名特大毒贩被判处死刑,而罪行较轻,坦自彻底并检举立功的6名毒犯则予以释放[17](P140)。天津逮捕要犯677人,登记一般毒犯2409人,判处死刑10名、死缓7名、有期徒刑420名,管制798名,教育释放87名,免予管制1764名,对1243名偶犯瘾民教育改造,免予惩处[41](P361-362)。如是,威慑作用和教育意义极强。

  在河北,两次查捕毒犯500人,缴获大烟4000余两、自面380两、毒具91件[45]。平原新乡逮捕三批毒贩,对313名吸毒人员进行登记集训;9月举行公审大会,判处大毒犯张进义死刑,焚烧涉案毒品[46](P417)。察哈尔张家口逮捕毒犯238名,期间共登记毒犯1753名,管制127名,其余1626名宽大处理,不予追究[47](P90-93)。绥远包头市人民法院判处烟毒案1121件,判处死刑5名、无期1名、有期徒刑976名[48](P220)。

  该阶段肃毒行动,呈现出快速打击、严惩要犯和高度服从中央的特点,在逮捕、审判时间上实现无缝衔接。其中,北京作为公安部领导缉毒收网的指挥中心,更是一马当先。严惩要犯,则宣示国家打击犯罪势力的决心,强固了国家权威和法治威力。此外,联动缉毒是跨区贩毒势力被击破、大毒犯被捕获的前提保障。例如,北京杨汉民案,天津被执行枪决的刘树仁、夏春德、王壁庭等案,案主均是流窜作案的历史大惯犯,他们的被捕均是内外联动缉毒的典型案例[49](P154-156)。

  (三)第三阶段:肃清农村罂粟种植及城乡烟民的戒烟改造(1953年)

  1952年12月14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中央呈送《全国禁毒运动总结报告》,由此标志全国范围内的重点肃毒运动胜利结束,而地方烟毒治理工作并未停止。在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指示》(1952年12月12日)和《关于全面开展戒烟工作的指示》(1953年1月31日)[50]指导下,华北重点开展农村禁种及城乡戒烟工作。

  禁种方面,主要是对前期成果的检查与巩固。河北省在1953年复查中发现,全省偷种大烟362亩[51],责令全部铲除。同时,及时跟进宣教工作,对于今后不种者免予处分,对继续偷种者依法严惩。例如,清苑发现196户种植大烟13401棵,均作药用,经教育后,大多自动铲除[52]。

  戒烟方面,本阶段戒烟药品多由各大行政区卫生部门统一配制,免费供应。北京在1952年8月基本完成施戒工作,零星戒烟毒者建议自费至安康、健平两医院戒瘾[53]。1953年中央指示下达后,于2月初重启全市规模的戒烟工作,至4月共登记烟民231人,除22人因身体原因免戒、缓戒外,全部完成戒除[54](P275)。天津在1953年1月开展了两次重点调验,结果表明,烟毒基本肃清,教育300余名嫌疑者自动戒除,对于承认吸食者发给戒烟药,不承认吸食者不冉追究,严防强迫逼戒的做法[55]。张家口保守估计有3000多烟民,对抗拒戒烟或复吸而无心自戒者,采用政治教育结合组织劳动生产的办法,实行戒烟改造[56]。由上述华北各地的戒烟工作汇报可以看出,华北区运动式禁毒戒烟完成于1953年,但检查监督工作并未结束,交由各乡街民政干部、派出所人员、保戒小组等共同负责[57],切实防止戒后复吸现象的出现。这之后,烟毒治理转变为地方常规性工作任务之一,如山西垣曲以及河北张家口阳原、尚义、万全等县,戒烟工作均持续至1958年⑦。

  四、华北治理烟毒运动的特征及经验

  (一)华北治理烟毒运动的区域特色及时代共性

  华北禁毒运动的区域特色表现在开展较早、中央直管、受少数民族带来的禁烟阻力小,其时代共性则是联动机制下的运动式治理。

  1.华北特色。《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早于全国禁毒通令的颁布,是当时大区实行禁毒政策的开端⑧。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禁毒运动的指挥中心,华北区属中央直管⑨,在抓捕京津毒犯势力链时,华北联动缉毒活动表现出快速彻底、执行力强的特点。华北辖区内汉族多,少数民族占比少且分散,民族统战带来的禁烟阻力较小,也是华北区能尽早完成禁绝烟毒的原因之一。

  另外,华北区各省市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绥、察的重点工作是根除罂粟种植,断绝华北烟毒源头;京、津重点打击制贩毒犯;山西在1950年内集中开展禁种,基本禁绝省内毒品原植物种植,之后则集中打击制贩毒犯[58](P366);河北考虑人力、物力有限,确定了全面禁烟而着重打击制毒贩毒活动,重点卡死流通环节的工作方针[59](P94)。

  2.时代共性。一是联动性,具体表现在华北区的上下联动及各省、市间的内外联动;二是烟毒治理推进有层次性,即先城市后乡村,最后少数民族、偏远边区。

  上下联动,即政令的下达及执行。华北治理烟毒的各环节均严格遵循中央统一指示,尤其在1952年,中央公安部掌握调度,指挥各地进入侦查、逮捕阶段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突击扫毒,精准、迅猛打击,取得了肃毒阶段性胜利。

  内外联动下的逮捕、改造工作,既包含各省、市内部单位、组织之间配合运行,也有外部地区间的协同缉毒。地方缉毒以公安部门为主,戒烟以民政卫生部门为主,各部门受地方禁毒机构指挥行动,保证禁毒工作有序进行。地方禁毒机构职能针对性强,伴随阶段性任务结束自动解散,具有临时性特点。外部联动缉毒方面,中央指示“加强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内部和外部的情报联系”,华北“各省市间可以直接交换材料与联合缉捕毒犯”[38](P370),由此形成了以京、津为中心的联动禁毒网络,以该网络为依托开展跨区逮捕行动,是实现缉毒斗争胜利的重要组织保障。

  (二)华北烟毒治理工作经验

  王奇生在《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中指出,前30年的“中国当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重要阶段,笔者表示认同。社会治理,是中共实现全国执政后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烟毒治理,具有社会革新、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联动机制和群众运动的形成,是华北烟毒治理工作取得成功的两大法宝。前者是整合区域力量,实现高效缉毒的体系保障,是国家权力加强对地方管控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华北位处京畿重地,联动缉毒贯彻完成得最为彻底。通过“力”、“利”、“理”动员群众参与,给烟毒治理活动注入了不竭动力。治理工作中禁政法制化;改造新公民,尤其是烟民毒犯;革新社会风气,纠正旧社会畸形“鸦片文化”,在全民心中形成涉毒犯法意识等,均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的烟毒治理区别以往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共政权深入社会基层,重构社会调控系统的成功表现。

  运动式治理,仍有其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一些问题的出现与调适,更须总结与借鉴。如宣传工作,1952年,受国际不实舆论的影响⑩,中央调整了禁毒宣传方法,对宣传内容限定,严防各地出现文字宣传。由此各地禁毒宣传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普遍存在“宁可少说,也不能多讲,免得犯错误”[31]的保守思想,致使宣传工作一度混乱、效力低下。就此,中央通过加强相关人员政策学习,消除了指示领会不足等问题,及时改正了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另外,群众运动式治理,有其自身弊病,易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也增加了运动实施过程发生或左或右偏差的概率[60]。以史鉴今,须谨慎分析历史情境,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以利更好地服务现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北毒情严峻,与新生人民政权初创阶段的特殊政情及华北烟毒历史相关,烟毒多源输入、与其他社会问题伴生、毒品集团势力牵涉区域、权力面广等因素是治理工作所面临的复杂性和难点之所在。集中国家力量,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肃毒运动,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迫切要求。华北位处京畿重地,解放后在城市接管及社会改造工作中高度重视禁毒问题,率先以大行政区为主导发出禁毒政令,开展烟毒治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华北治理烟毒运动分三阶段,各阶段以民政、公安、卫生部门为核心多部门联动,在充分发动群众,遵循中央统一部署、综合治理原则指导下开展了禁烟禁毒运动,于1953年底基本上完成了烟毒治理日标。

  探究民众参与烟毒治理运动的复杂心态,是本文区别以往研究而重点着墨之处。动员过程中广大群众的心态是复杂纠结的,力、利、理因素并非均衡。但可以肯定,国家强力打击毒犯及基层干部政治动员的“外力”和检举揭发带来的物质奖励、政治身份保障等系列“私利”,是成功动员群众的核心因素。也要看到,禁毒运动中民众看到了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治理和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并在不断接受宣教中,思想认识发生了转变。大多受“力”、“利”因素影响而参与禁毒运动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运动中“理”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及更深远的现实保障,从而成为推动华北烟毒治理运动的坚强力量。

  李金铮、王奇生等力主倡导以“革命”理念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问题研究,富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本文透过对华北治理烟毒问题的研究,深入观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政权通过系列社会改造,与城市社会的互动面相及关系变化轨迹。革命战争时期,乡村社会是中共政权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转入全面执政,面临着新的历史挑战,即对城市的接管、改造和建设。在烟毒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以政令指导地方,基本达成肃毒日标,建成有效的社会调控体系,并由此夯实人民政权合法性基础,强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城市社会作为烟毒治理及其他社会改造工作的重点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在“力”、“利”、“理”等因素规约下被动员、被改造,逐步接受国家意志,亦从中体会到中共政权执政为民的制度优越性,感受新中国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切实利益,新政权的群众性基础愈加坚实厚实。

  ①特指1949年9月至1954年6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华北行政区,所辖省、市包括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和北京、天津两市。

  ②参见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胡金野、齐磊《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美]周永明著、石琳泽《20世纪中国禁毒史:民族主义、历史和国家建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等。

  ③参见刘伟、冯双平《建国初期北京的肃毒斗争》(《北京党史》2000年第4期),董向前《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庆格勒图《建国初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禁烟禁毒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

  ④笔者坚持从社会治理视角阐释烟毒问题,曾出版《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力争在理论分析及现实借鉴方面有所突破。参见李长莉《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⑤业师李金铮教授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中指出,“新革命史”的理念方法不仅限于中共革命史,也可用于近代以来的其他革命史直至当代中国史领域;在《“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中又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仍是中共革命的延续”的论断,鼓励利用“新革命史”的方法开展对中共革命“后半场”的研究。

  ⑥将烟毒限定为鸦片烟及吗啡、高根、海洛因(料面)、金丹或其他化合质料等毒品。

  ⑦资料来源:各县志。

  ⑧其他五大行政区禁令晚于华北区颁布,详参邱创教主编《毒品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24-830页。

  ⑨1950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就禁烟毒工作中的拟定罚金与奖励办法,规定“华北五省二市由内务部审核批准,其他地区由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⑩指1952年美国污蔑中国向日本私卖海洛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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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肖红松 郭晓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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