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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
2020年09月11日 10:36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黄启兵 田晓明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10:36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黄启兵 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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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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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的产生以及新国情的需要等时代背景下,我国“新文科”产生并具有一系列新特性:学科交叉、知识应用、适应国情。我国“新文科”源于新国情,适应新国情,从而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新文科”的两大本质特征:一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国家工程;二是“新文科”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新文科”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创新、适应与卓越,课程设置及教学手段等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在学术研究方面应注重技术化、跨学科性及应用性;在社会服务方面应顺应国家、社会需求;在管理方面应模糊学科界限,建设跨学科平台,扶持特色、优势学科等。

  关键词:新文科;来源;特性;文科建设

  作者简介:黄启兵,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史研究;田晓明,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基金: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大学文科科研管理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超越”(项目编号:18GLA001);苏州大学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编号:ME337023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城市发展智库”专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8年8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标志着国家“四新”建设工程正式开启。由此,“新文科”从概念提出走向正式实施。2019年6月20日,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指出:作为一项战略部署,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四新”建设总目标,并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让新文科这个翅膀硬起来,中国高等教育飞得才能平衡、飞得高”。[1]“新文科”这一国家战略的启动,将对未来中国大学文科、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新文科”也极其自然地成为学界尤其是教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新文科”源于何处?“新”在哪里?“新文科”建设路径有哪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文科”溯源

  何谓“新文科”?这一概念未见官方正式界定。我国学界对于“新文科”的界定,多从与传统文科的对比来进行。如冯果认为:“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其目的在于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是对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2]也有学者注意到“新文科”的中国特色问题,如马骥认为:“新文科是基于全球新技术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注重通过文科内部融通、文理交叉融合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知识体系,并引领学科发展。”[3]总之,学界对“新文科”的界定可谓是见仁见智。界定“新文科”,首先得弄清它从哪里来。

  (一)“新文科”概念追溯

  在我国,“文科”称谓早已有之,一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称。时下兴起的“新文科”却是个新词。

  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提出源于欧美国家传统文科的式微。吴岩指出:“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新文科’的产生是由于欧美国家近年来文科式微,学生不再报名、选课,文科教师因此产生危机感,为了减缓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他们开始了创建新文科的努力。”[4]但文科的式微,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乔·古尔迪(Jo Guldi)就曾指出,“最近的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5]。J.康利认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拥有的自信心,到了八十年代已变为绝望”[6]。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甚至宣称“死掉的文科”[7]。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不足似乎没有直接联系”[8]。

  其实,“新文科”一词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曾出现过,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种报纸杂志屡屡出现“新文科”字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文科”是相对于当时所说的“旧文科”(尤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文科教育)而言。当时的“旧文科”被指责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9]。“新文科”就是要改变这“三脱离”,做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具体做法有:改变旧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精减课程内容,实施开门办学等。[10]在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文科事业发展遭遇到巨大冲击,有些学科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如心理学被称为“伪科学”而被勒令取缔。“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新文科”早已受到批判。显然,当下所说的“新文科”概念并非源于此。

  学界一般认为:“新文科”概念源于美国。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认为:“2017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专业重组,不同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11]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然而,打破专业界限进行跨学科学习绝非美国西拉姆学院的首创。早在1926年,“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便在美国出现。随着学术研究的综合化不断加强,“跨学科”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在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76年,第一份国际跨学科学术杂志《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问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重视跨学科问题。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未来与发展》杂志于1985年第1期刊发了《跨学科学》论文。[12]而且,美国教育界对西拉姆学院的改革也并不乐观。[13]就我国“新文科”来说,也非仅仅局限于专业重组、学科交叉,还有许多新的特征,如强调中国特色,强调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等。

  以上分析表明:“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式微并无直接联系,与“文化大革命”中所提的“新文科”毫不相干,与美国西拉姆学院所提的“新文科”也有迥异之处。那么,当前我们所言的“新文科”究竟源于何时,出自何处呢?

  (二)“新文科”概念的实源

  当前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源于2018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中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至少与三个方面有关: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的产生以及新国情的要求。

  1.新技术改变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式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进入各个学科,人文社会学科深受其影响。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特别强调新技术。就学术研究而言,例如传统历史研究强调考证,强调做卡片,强调资料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互联网、大数据改变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式。有学者分析,目前大部分历史学研究资料几乎都已被数据化,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阅读系统、国学宝典等,研究资料的数据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手段和条件,考据学家恐怕要失业了。[14]就人才培养而言,原有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承,现在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强调创新;原有的授课方式是粉笔加黑板,现在的人才培养方式则更加多元;原有人才培养不存在的问题现在随着新技术的推动而不断涌现,如网瘾、上课玩手机……这些新技术使得文科不得不打上新时代的烙印,迫使文科迎接新技术的挑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是纸质文献,现在是数字文献;过去运用拼音、四角号码、笔画等检索手段查资料,现在可以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地毯式检索;过去用手工画,现在可以利用数据产生各种可视化效果;在教学手段上,也有了智慧黑板、远程教学和慕课等新形式。”[15]

  官方表述与学界声音也都强调新技术发展对文科发展带来的影响。例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世界的新变革,使得新文科的改革势在必行”,新文科“不仅要传承传统的、经典的文化,还要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变化。”[16]邓绍根教授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价值理念。文科教育面临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需求,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17]

  2.新需求要求文科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追求创新与卓越

  随着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社会对传统文科所培养人才的需求大量减少;二是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供给不足。很多传统的劳动让位于人工智能,传统人才已不符合社会需要。这不仅对理工科造成很大的冲击,对文科也是如此。例如广告业,纸质媒体时代所需的人才与现在自媒体时代所需的人才有很大差别。有学者称:“互联网诞生之前,广告业的竞争仅仅依靠追求精妙创意、大制作、大媒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广告的传统模式渐渐开始崩塌,广告不仅在呈现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其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信息流动从单向转向双向,追求互动成为互联网时代广告的精髓之一。”“广告企业在招聘时,对网络技术人才的需求最大”[18]。当前社会减少了对劳动密集型人才的需求,更多地需要知识密集型、知识综合型、知识创新型人才。

  吴岩指出,我国“新文科”建设的理由之一就是“从中国发展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高校要成为新时代中国先进文化创造弘扬传播的策源地,要加快文科发展的步伐,只有在‘卓越’和‘拔尖’中做得更好,才能让文科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作用。”[16]林文勋认为:“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追踪学科前沿,不断加强咨政建言、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社会服务的贡献度与美誉度。”[19]

  3.新国情促使文科应具中国特色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当下我国所面临的新国情可以概括为:在国内,创建中国特色,树立文化自信,文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上,随着中国大国崛起,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要发出中国声音。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0]

  吴岩指出:“‘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面貌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走向成熟的伟大时代;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伟大时代。”[21]“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文科教育“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16]。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中国视野、中国格局、中国坐标,而是置于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不仅要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的制定”[16]。

  二、“新文科”的特性

  (一)当前学界的声音

  “新文科”“新”在哪里?学界的观点不一,可谓见仁见智,或强调某一方面之“新”,或全面分析其“新”。

  一是强调某一方面之“新”。如陈跃红强调“新文科”之“新”在于创新:“眼下提倡的新文科,不是新旧之新,而是创新之新,是立足于新科技时代,为了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对文科提出的提升要求。换言之,是要打造‘2.0版新文科’。”[22]魏琛分析“新文科”建设之“新”:“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与技术人文性,以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展为核心基准。”[23]

  二是全面分析其“新”。如刘艳红认为,“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学科协同之新、信息技术融入之新、人才培养模式之新等方面”[24]。樊丽明认为“新文科”有四点“新”: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11]周毅、李卓卓提出新文科的特征有四个:新交叉、新功能、新范式、新路径。[25]夏文斌强调四“新”:一是服务国家战略上有新要求;二是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三是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四是人文精神的现代传承。[26]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各自阐释了“新文科”“新”在哪里,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新文科”之“新”。但有几个问题尚需探讨:一是有学者将传统文科同样、始终强调的内容也阐释为“新文科”之“新”,如传统文科也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这就难免有牵强之感;二是有学者将“新文科”本身具有的内容之“新”与如何建设“新文科”的举措之“新”混为一体,这将“新文科”的建设路径、方法选择异化为特点本身;三是有学者特别强调“新文科”之“新”在于“创新”,忽略了传统文科的合理部分,忽略了“新文科”应包括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其实,“文科”(文化)建设应当审慎使用“创新”一词。[27]时常有人将“创新”误读、误解、误作为翻新(一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变换),而将“复兴”误读、误解为复古甚至复辟。其实,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糟粕成分的坚决剔除,也有对优秀传统执着坚守和继承;不仅是对问题现实的无情批判,也有对现实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仅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充分前瞻和恰当估计,也有对潜在风险可能的理性、冷静的预判和提醒。

  那么,当前中国“新文科”之“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二)我国“新文科”之“新”

  任何概念的提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也不例外。从“新文科”概念溯源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新背景至少体现为新技术的发展、新需求的产生、新国情的要求。在此新背景之下,文科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文科内各学科的交叉变得越来越明显,文理之间的交融也越来越需要。二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知识在应用下生产,知识为未来生产。三是文科发展需适合国情发展需要,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说,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技术等大量新兴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与科技强国战略相匹配,与理学、工学新兴领域进行交叉融合,成为新文科的重要内容之一。”[28]新需求促使学科交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需求也不断变化,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对人才提出新需求。例如,李秀娟等人从人才需求的角度提出交叉仿生学科及其专业设立的必要。[29]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越来越需要多学科。例如南海争端问题,有人以1998—2016年在CSSCI和Web of Science上南海争端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相关的文章的期刊与图书类引文为样本,发现文献涉及的学科众多。例如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环境科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公共管理学、教育学、民族学、水产养殖、艺术学、统计学等。[30]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有学者统计,从诺贝尔奖设立到50年代,获奖项目中交叉学科数所占比率分别为36.23%、35.14%,进入50年代以来,在20世纪第三个25年中,诺贝尔奖中学科交叉比率由35.14%飙升至42.71%,增加了7.57%。[31]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知识不再是“闲逸的好奇”,而是在应用下生产;知识不再是只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模式1”,而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2”。相对于“模式1”来说,“模式2”具有一些新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知识在应用的背景下生产。[32]在知识生产模式2的基础上,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等人进一步提出并阐释了知识生产模式3。知识生产模式3是为了知识创造、扩散与使用,由“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组成的模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模式、多节点和多边的体系,包括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创新网络以及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组成的知识集群。[33]知识生产模式3特别强调创新,强调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强调知识集群,体现学科交叉的必要与学科边界的模糊。

  从符合国情的角度说,当前我国文科发展需要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是中国的文科发展应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在文科发展过程中要体现中国特色,发展中国学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特点应把握三个方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20]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4]二是中国的文科发展不再局限于中国,而要放眼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要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担当大任。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20]

  可见,中国“新文科”固然具有世界学术体系所言“新文科”之普遍性特征,如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给文科带来冲击,导致文科逐渐式微,迫使文科进行改革和创新,促使美国西拉姆学院提出的“新文科”进行专业重组与学科交叉。但中国“新文科”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深具中国特色:一方面,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自上而下型”的国家主张,“新文科”建设也是“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工程;另一方面,中国“新文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换言之,中国“新文科”之新,除了国家意志这一典型特色外,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体制所决定的,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表现等一系列富有成效、让世界认可的国家主张或行动,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这是中国“新文科”区别于其他国家文科建设的最主要特征。

  三、“新文科”的建设路径

  任何改革都不应是对既有传统的简单否定或全盘抛弃,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此所谓“扬弃”。作为一种国家主张和一项国家工程,中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和“新文科”建设工程的推进,也不例外。建设中国“新文科”,不仅需要符合时代发展背景,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还要遵循学科发展内在逻辑和固有特点。因此,建设中国“新文科”,必须充分考虑并尊重时代背景、国家需求、大学和文科发展历史及其规律。

  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从传统的“大学三功能说”演变历史来看,无论是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代表的、之于“博雅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还是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之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科学研究功能,还是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之于“大学服务和引领社会”的社会服务功能,这些功能的诞生、发展都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35]遵循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思考和选择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战略路径,便成情理中事。此外,随着中国“新文科”建设工程的实施和推进,传统的大学文科管理范式也必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创新大学文科管理,也自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承应这样的挑战,大学文科建设必然会出台相应的新举措。总体而言,这些新举措应聚焦于四个方面:实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确立顺应社会需求的新标准和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一)实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从培养目标来看,“新文科”应当注意人才培养中的创新、适应与卓越。就创新而言,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文科教育需要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文科教育。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守城”到“攻城”:传统的文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守城”人,而新的文科培养目标应是培养“攻城”人。“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工作者,想要在转基因、环境变迁、人工智能、生物本体的改造等领域进行新的批判,甚至对人类还没有探索到的领域进行人文关怀,就必须让自己的知识管理从‘守城式’变成‘攻城式’。”[4]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新文科”所主张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创新,并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提升与超越。就适应而言,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国家发展需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指出:“积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专业,改造提升传统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36]就卓越而言,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需注重卓越人才的培养,当前“双一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均涉及一流人才的培养。

  从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文科课程设置难以适应当下的时代发展特点。众多学科专业课程结构不合理,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三所高校所开课程中,涉及新媒体、数学技术、营销传播类的课程并不多”,而广告企业的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网络技术类、媒介类、客户服务类、策划类和设计类职位。其中网络技术人才需求最大”。[18]课程设置的及时更新、学科专业的交叉已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教学方式来看,随着新技术的推进,新文科教学手段多样化,大量新技术渗透到文科教学中。例如法学教育,“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发展,法学教育在实验教学上面临着显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其需求,使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和实现法学虚拟实验教学平台,能直击法律文书、案例研讨、模拟法庭与法律诊所等高校法学实践课程的痛点,使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实验平台与传统法学实验课程互相辅助”[37]。再如文科实验室,文科教学从只关注资料室、图书馆到而今也需要建设实验室。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2018年9月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表示:“增设20个国家级新闻传播融媒体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50个新闻传播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加快培养会使善用‘十八般兵器’的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38]

  (二)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就学术研究技术化而言,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进,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在当今文科的学术研究中,新技术越来越渗透于其中。不会运用新技术从事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难。从学术资料的角度来说,当前许多学术资料都已经实现数据化,资料的数据化使得研究资料的获得越来越便捷,不会运用互联网、数据库来获得资料必然导致研究的落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文科出现越来越多的与新技术关联的研究方法。例如,就历史研究而言,随着统计软件的层出不穷,传统计量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就比较研究而言,随着互联网、数据库的普及,以前信息迟滞而现在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文科研究者不得不认同、适应和接受学术研究的技术化。马费成认为,“电子踪迹、社交媒体、数字文本以及空间位置信息等大规模数据已经广泛渗透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并通过具体例子表示在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方法和分析手段,可以实时洞察热点事件,更好地解读人类行为规律,用科学来破解文学争议,有利于宏观分析历史变化等。[39]

  就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而言,传统的文科研究多是单打独斗、单兵作战式的研究,研究者也常自诩为“闲云野鹤”。传统的文科研究范式可以形象地描述为“跑单帮”的“挑货郎”,显然,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如何将传统“跑单帮”的“挑货郎”工作样态打造成“跑马帮”的“团队”样式,“跨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便成为高校文科科研管理必然的路径选择。[40]从现代知识生产来看,“交叉学科已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或学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交叉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41]。我国文科发展尤其重视多学科交叉。例如,数字人文就是近年来新兴的文理交叉领域,“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专家与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合作,使数字仓储、文本挖掘、数字图书馆、虚拟现实、信息可视化等信息技术在人文领域得到应用,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19]。

  就学术研究的应用性而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适应社会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一是适应社会需要。文科学术研究不再是“书斋式”的自我兴趣沉湎,也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而是要“走出校园”,密切联系社会,深入了解社会,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功能,服务于社会。[42]二是体现中国特色。学术研究应扎根于神州大地,体现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尤其对于体现中国特色的“绝学”“冷门”学科,要加以保护。三是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我国文科学术研究不仅要体现中国特色,更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学术研究应特别强调卓越。

  (三)确立顺应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传统文科的学术研究往往是象牙塔式的研究,文科学者强调个体学术兴趣,不太关注,甚至看轻或无视国家、社会需求;即使有学者重视国家、社会需求,往往由于囿于私人书斋而苦于缺乏相应平台或通道。当前“新文科”建设特别强调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特别需要学校管理者建立平台,打通大学文科发展与国家、社会需要的联结通道。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各高校蜂拥而起,正是顺应社会需求、建立联结通道的表现。

  相对于强调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的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十分强调和注重大学社会服务功能。这一理念(威斯康星理念)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却影响甚至主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就社会服务功能而言,“智库”即便不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彰显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路径选择,依托大学丰富的文科资源,可以将大学智库建设成为连接区域与世界创新体系的“桥头堡”,成为储备先进科研成果和先进管理理念的“蓄水池”,成为学界、业界和政界人才流动的“旋转门”。[42]比如,中国高校第一家以“智库”名称命名的高校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连续6次举办“对话苏州发展”高阶论坛,助推苏州改革发展;“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将苏州科技大学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特色、优势学科与心理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机融合,研究成果不仅得到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而且促进、支撑了苏州名城保护相关法规的出台。这两家大学智库分别获批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且均已跻身“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简称CTTI)。这一系列成功实践,也再次有力验证了“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并服务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的出现,对大学文科建设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科研成果的评价。传统的大学文科科研评价主要关注科研项目、论文、著作、获奖等指标的数量和等级,这也几乎成为学术共同体衡量学者学术水平、治学能力的基本共识和通用标准。中国“新文科”建设强调,大学不仅需要一如既往地繁荣和发展学术事业,还要积极、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对大学文科而言,不仅需要以传承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还要成为国家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显然,这一时代要求不仅对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学术评价理念提出了挑战,也给大学文科管理实践(尤其是文科科研评价制度)提出了刚性的变革要求。总而言之,“新文科”建设必须确立顺应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四)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顺应“新文科”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高校文科管理(尤其是文科科研评价)应当遵循六项基本原则:遵循“差异性原则”,精准把握科学理性;遵循“历史性原则”,消解马太负效应;遵循“开放性原则”,优化管理层级结构;遵循“多元性原则”,有效实施分类管理;遵循“人本化原则”,充分彰显人文关怀;遵循“特殊性原则”(或称“例外原则”),有效修正管理偏差。据此,可使整个评价系统运作富有弹性与契合度,最大限度地促生学术机体组织正反馈建设性进化,使研究者拥有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43]

  此外,在高校文科管理制度设计过程中,还应当关注三点:模糊学科界限,建设跨学科平台,扶持特色、优势学科。就模糊学科界限而言,传统的文科管理特别强调学科边界,例如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首先必须确定学科归属,甚至是按岗位、身份来确定研究人员所在学科。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应当模糊学科边界,至少可以让研究者自行确定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从而减少很多无谓的争执,促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促使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就建设跨学科平台而言,这是联结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促进各学科研究人员沟通的有效方式。顺应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多个高校相继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平台,如北京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上海交通大学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等。此外,“新文科”建设不仅仅是体现新技术,面向创新,而且要符合新国情,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特色,阐述中国理论。通过扶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铸就中国的文化自信。通过扶持优势学科,追求文科的卓越。这样,文科才能“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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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黄启兵 田晓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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