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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框架述论
2020年09月17日 10:50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耀林 柴昊 戴旸 字号
2020年09月17日 10:50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耀林 柴昊 戴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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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框架,如何实现深层次转换与推进,成为关乎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景性议题。以“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为核心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统型研究框架是学界长期探究的结晶,其所反映出的研究思维、研究视野和研究效用有明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针对当前重视文化遗产的社会思潮,结合档案文献自身的文化特征,学界重新构建了以传统研究框架为基础、以“文化”为核心、以“传播”为目的的拓展型研究框架。

  关键词:档案学;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框架

  作者简介:周耀林,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戴旸,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29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CTQ033);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演进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档案文献遗产是历史馈赠给后世的无价瑰宝,对其坚持不懈地保护是人类对历史最为虔诚的守护。自档案文献遗产产生以来,人类执着地考辨档案文献遗产的形态、揆测其价值、觅索其分布、查勘其环境,旨在研寻稳妥的保护技术,在反复摸索、总结、检验后不断积累保护经验,使保护思想渐趋明朗、保护内容逐步细化、保护方法日益科学,终于使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已成为有着明确研究方向、稳定研究框架和显著研究范式的学科。其传统研究框架主要包括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三方面,这是几代人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指导当前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重要理论。然而,这一理论是基于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自身实践的总结,有着显著的内生型特点,与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外向型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如何在现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反思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核心和目的,突破内生型发展的桎梏并形成新的拓展型研究框架,是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立足于现有研究状况,依据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探寻广泛和深入诠释的研究领域,尝试构划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新的研究图景。

  一、回顾: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统型研究框架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可以理解为运用各种方法延长档案文献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 [1](P21)。在世界范围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始于自然科学的兴起及其应用。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开始成为一门涉及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具备了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任务以及基本稳定的知识体系,体现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载体、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和档案文献遗产技术性保护三个方面,从而形成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统型研究框架。

  (一)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载体

  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载体是承载档案文献遗产内容的物质材料,经历了从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传统载体向胶片、磁盘、磁带、光盘等新型载体的历史演变过程。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差异性,也使得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内容愈加丰富。

  自20世纪60年代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保护为基点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李鸿健、刘凤志等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宏观变化(如火烧、水淹等)和微观变化(如纸张老化、字迹褪色等)出发,“根据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寻找科学的保护技术与方法”[2](P3),从技术和方法层面构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内容体系;郭莉珠、冯乐耘等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损坏原因”与“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技术方法”并列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并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损坏的内外因素出发,构建了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环境改善、档案文献遗产修复技术、档案文献遗产复制技术构成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框架[3];金波发展了郭莉珠等学者的观点,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特性”“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损毁规律”和“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技术方法”视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学的三个主要内容,提升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唱片档案、胶片档案、磁性载体档案、光盘档案等新型载体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纳入研究视野[2](P3);周耀林在分析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由“档案材料主体论”推进到“信息记录材料论”,直面信息记录方式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研究的影响,视其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1](P80);李泽锋从电子文件与载体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需要扩充磁性载体档案文献遗产、光盘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内容,修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思想体系以适应电子文件的保护[4]。这些探讨,都是面对技术变革环境下档案不同载体的发展,以载体为重点开展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的变革及其研究内容的拓新。

  (二)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

  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是影响档案文献制成材料耐久性的外部因素[2](P3)。研究档案文献遗产的保存环境,可以促使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采用科学的保护方法,不断地改善保护条件,以延长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5]。

  具体来讲,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人为环境和建筑环境。其中,自然环境侧重于静态环境,人为环境侧重于动态环境,建筑环境则是静态环境和动态环境的结合[2](P83)。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自然环境研究方面,李鸿健、刘凤志等依次分析了温湿度、光线、有害气体、灰尘、虫、霉、水、火、大气污染等因素的影响,认为外部因素的控制在保护和延长档案文献遗产寿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P4);所桂萍将影响档案自然环境的因素划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方面,继而构建出由库房温湿度调控、空气污染物防治、微生物防治、害虫防治、鼠类防治等组成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6]。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人为环境研究方面,陈忠海通过对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发现战争、政治等人为因素是造成图书、档案损毁的主要原因[7];周耀林进一步将这些人为因素细化为蓄意破坏和无意破坏、专业人员造成的破坏和普通大众造成的破坏等类型[1](P138)。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建筑环境研究方面,彭远明认为库房是档案文献遗产长期或永久保存的基地,库房建筑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效果,强化库房管理有助于削弱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等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不良影响[8];罗茂斌则从库房选址及库房建筑隔热、防水、防潮、防火设计等方面,探讨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建筑环境的优化策略[9]。

  (三)档案文献遗产技术性保护

  档案文献遗产技术性保护是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在档案文献遗产领域应用的必然结果,旨在通过分析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特性及损毁规律,探寻抵御档案文献遗产损毁因素、延长档案文献遗产寿命的方法和技能[2](P6)。作为一个技术实施的过程,技术性保护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重点[10]。随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档案文献遗产技术性保护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是不断拓展的。李景仁、冯惠芬以图书、档案为具体保护对象,构建了由纸张保护技术、字迹保护技术、环境温湿度测试与控制技术、害虫防治技术、消毒杀菌技术、鼠害防治技术、环境保护技术、防灾技术以及非纸质图书、档案(缩微胶片、音像磁带等)保护技术构成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体系[11];郭莉珠将保护技术划分为“防”和“治”两个方面,“防”旨在防止或减缓各种外界不利因素对档案文献遗产的破坏作用,“治”则是对已经损坏或受到不利因素影响的档案文献遗产进行处理和修复[12];刘家真从全过程保护的视角,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划分为主动性保护和被动性保护两大类[13];金波依据档案文献遗产类型的不同,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划分为纸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如理化因素防治技术、生物因素防治技术、信息再现技术、信息转移技术与档案修复技术)和新型载体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如唱片、胶片、磁性载体、光盘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等)[2](P101);张美芳、张松道在总结国内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基础上,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分为保存环境控制技术、制成材料稳定保持技术、文献遗产修复处理技术三种[14];周耀林根据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实施的环节和对象,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归纳为档案文献遗产预防技术、治理技术和修复技术三种类型,其中预防技术主要包括防高温高湿、防光、防尘、防盗技术等,治理技术主要包括除微生物、杀虫、去酸、脱水、去污、加固等技术,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纸质档案文献遗产的修裱、字迹再现、胶片划痕的消除等[1](P181);赵淑梅在分析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面临挑战和机遇的基础上,认为随着光、电、磁等新型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不断涌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环境技术将不断向节能环保与智能化管理方向发展,档案文献遗产修复技术不断向着现代化升级改造,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策略的体系化研究将成为保护技术发展的新亮点[15]。显然,这些技术性保护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也是档案文献遗产能够代代传承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技术性保护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架构、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中的重要地位。

  二、反思: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统型研究框架的局限

  传统型研究框架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基本结论,围绕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来开展的研究涵盖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亦因此得以形成和发展。但随着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认识与理解的加深,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担忧。金波认为现行的保护理论在超前研究上已显不足[16];张美芳认为现实的保护内容、范围和难度均发生了变化,现行理论已难以指导现实实践[17];赵淑梅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现行的保护理论框架存在着缺陷[18]。尽管三位学者都是针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并非专门针对以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为代表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统型研究框架,但透过两者的内在关系,不难看到传统型研究框架及由此构建的理论体系尚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统型研究框架体现出的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思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研究肇始于西方,以实验研究为先导,因此西方经典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从一开始就影响并渗透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经典自然科学普遍认为,现实世界中大量复杂的系统完全可被抽象简化为简单的原理或普遍的规律,进而加以认知和描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也是如此。在研究初期,它就被研究者分解为遗产自身、保护环境条件和保护技术三个层面,进而形成了“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三个研究方向,建构起“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在理论研究草创、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阶段,这种“删繁就简”的研究思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学者厘清思路、剔除无用烦冗的枝杈,有针对性地开展关键研究。但是,这也容易陷入“以部分替代整体”的误区,整体的研究被消解于研究视线之外,研究显得单薄且浅显,这导致了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之外难有新的突破点,也致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研究陷入徘徊不前的境地。

  其次,在反映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主体内容的同时,传统型研究框架显示出其研究视野狭隘。早期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主要是针对“档案保护”“图书保护”和“文献保护”进行的,因为纸质档案文献是现存数量最大、横跨历史时期最长、使用最为广泛的档案文献遗产。但是,档案文献遗产的类型绝不仅限于此。2000年以后,学界提出了“整体保护”“走大保护道路”的思想,这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界对于文物保护、图书古籍保护整合的呼唤,也是从多学科、多维度拓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研究视野的呼唤,并尝试从可移动文化遗产体系下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内涵与范畴进行重新厘定和科学拓宽。目前公布的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除了纸质档案文献遗产外,还有金属类、竹类、木类、照片类、录音类和实物类档案文献遗产。在“档案文献遗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同时,现实的学术研究却仍只围绕着纸质档案文献遗产进行着,其他载体类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探究还不够深入系统,这种研究理念上的保守、研究视野上的狭隘,带来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裹足不前。

  最后,在注重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效用研究的同时,传统型研究框架忽视了对研究范围的拓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应档案文献遗产濒危亟待保护的需求而产生,早期的研究工作者多来自于实践部门,他们立足于实践总结保护经验、提炼保护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实践,这导致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长期集中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抽象、凝结与升华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就替代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成为保护的阐释,理论研究也因此成为对技术的优化及其普遍适用性的探究。由上可知,传统研究框架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如果将档案文献遗产研究体系比喻为人体,那么传统型研究框架使我们掌握了贯穿上下的主干,而分布其间的血管、肌肉与神经却仍未得到探究。黑格尔曾说:“离开整体的局部便没有生命。”[19]唯有及时转换思维方式,充分认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广度、深度与复杂性,以宏观、整体的研究视野转变研究取向,才能令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突破当前的瓶颈,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拓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从狭义到广义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本世纪以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文化建设与发展成为理论研究的新思潮。在此影响下,档案学领域开始改变“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的传统思维[20],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并透视档案与档案管理工作,总结其行为方式、精神观念及物化成果,萌生出“档案记忆”“档案文化”等新研究范式,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受到这种学术迁移和转变的影响,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不应固守“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的惯性思维,而是需要基于自身科学而理性的整体观照,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文化的解读中描述保护现象、探索保护规律、创新保护理论。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文化的发展也促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日趋完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在发展与传承中同生共荣[21]。拓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视野,将档案文献保护理论置于文化和文化传播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成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从内生型转向外向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背景下,学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什么?保护的目的是什么?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核心或曰对象,无论是载体还是环境,其实都是表象;基于文化的视角,保护的核心是文化。文化具有隐性的特点,所以长期为本学科领域所忽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目的,学界将其概括为延长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这也是表象;基于文化的视角,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这样,传统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需要从“文化”内核中拓深其对象,从“传播”功能中拓展其作用。由此,以传统框架为核心的狭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拓新为以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为基础,以保护档案文献遗产文化内涵为核心,以传播档案文献遗产文化价值为目的的拓展型研究架构。

  鉴于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的传统型研究框架在前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笔者在此针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文化”“传播”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文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核心

  档案文献遗产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或社会价值的各种记录”[1](P206),从内容上看,档案文献遗产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中涉人事,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忠实记录,因此从载体、环境和技术三个层面保护的是档案文献遗产自身,更深层次的则是要保护档案文献遗产所承载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着本民族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各民族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就是在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个民族的档案文献遗产汇集到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护这些遗产也就是在保存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档案文献遗产是各民族共同的心理需求,是确认自己民族身份的必然结果。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精神文化是人们在保护档案文献过程中诞生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它是所有档案文献保护活动的灵魂。从古代档案文献的“重藏轻用”到近代的“藏用并举”,再到现代的“以藏为用”;从档案文献的“修旧如新”到“修旧如旧”,再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以及现代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安全方针,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日益开放、务实和全面;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将“求真、行善、尚美”作为终极追求和行动指南,这与中华民族“真、善、美”的价值取向相吻合,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使得文化传承视野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制度文化是指围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所制定的,是要求形成者、管理者、利用者和保护者共同遵守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准物质形态的成果,如档案、图书的副本制度、装帧制度、修史制度,以及近现代档案文献保护的法律规范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制度的迁延描绘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活动运行的轨迹,由此可以窥见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能力与保护水平的演进。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物质文化又称器物文化,它是知识理论外化构成的物态文化层,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实物。这种物质文化包括档案文献保护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材料、用具,以及由此形成的“物化”的文化成果。甲骨、青铜、铁器、缣帛、纸张、胶片、磁盘、磁带和光盘等档案文献载体材料,毛笔、墨锭、墨汁、激光打印机等档案文献记录材料,传统的石室金匮、现代的钢筋混凝土馆库和数字虚拟馆库等档案文献保存环境,都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今中外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证明,档案文献载体材料、记录材料的演化与变迁是影响档案文献保护变革与进步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质,因而需要以足够的战略意识来重视这些物质资源的建设与研究。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技术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目标终端达成的功能。与技术层面相比,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精神、制度、物质层面都是保护活动的准备状态,只有通过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实施,全部要素的意志与观念才得以综合、直观、理性地外显出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文化就是一部由众多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技艺链接而成的科学技术文化史,贯穿于档案文献遗产产生、保管与消亡的整个生命流程。从以纸质制造工艺、墨锭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档案文献遗产材料制造工艺,到以档案文献库房营造技艺为代表的保存环境维护与控制技术,再到害虫防治等不利因素防护技术,以及修裱、装帧、装潢等治理修复技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技术文化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质朴到繁富、从粗放到精细的优化和发展过程。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形成的四种亚文化彼此间不是独立与隔离的。物质文化的形成需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保证,其本身又凝聚并体现着一定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繁荣需要技术文化的烘托,技术文化又同精神文化有着交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文化就是一个以主体为经、四层亚文化为纬交织而成的纵横关联、互相作用、递次延展的开放式理论体系。

  (二)传播: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目的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延迟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也就是“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设法减缓它的损坏速度,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寿命”[1](P7)。延迟寿命的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的为社会服务”[12](P2),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目的在于延长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使这些重要和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世代相传,贻鉴将来”[22]。透过这些表述可以看到,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目的简要的理解,就是延迟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进而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社会提供服务,归因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以档案为例,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关于档案价值的讨论非常热烈,出现了许多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扼要地将其概括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23];冯惠玲、张辑哲认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24]。尽管本文仅仅是对档案价值探讨的举例,学界对此也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也充分说明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目的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如果进一步从文化方面切入,那么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最终目标,是以档案文献遗产为载体,以保护文化为核心,从而实现其文化的传播功能。

  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过程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经验和方法一代代的传承和沿袭。也正是因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方法和技术的传播,才使得现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从西方传至我国,在结合我国传统的保护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档案文献保护的传播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的历史。实现档案文献遗产蕴含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迁移和继承,是共享和彰显中华优秀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的需要,也是吸收、整合外来文明、实现文化发展与创新的机遇。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对象,隐性的是文化,显性的是载体。促进档案文献遗产所蕴含文化的传播,往往都是嫁接在档案文献遗产载体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通过完善保管环境、加强修复技术研究和修复材料研制、抢救性修复等原生性保护措施,延长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促进档案文献遗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利用数码扫描、缩微复制、影印出版等再生性保护方式,优化档案文献遗产传播的媒介和传播的方式,促进档案文献遗产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25]。也就是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一方面使得档案文献遗产的留存和传承成为可能,保证档案文献遗产以尽可能全面、完整、真实的样貌呈现给世人,为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通过档案文献遗产内容的开发和转移,使得档案文献遗产以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进行传播,为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提供条件。这就为档案文献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及其保护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研究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文化传播,需要把握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核心要素。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播主体即档案文献遗产的收藏机构和保护专业人员,是档案文献保护活动的执行者。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背景下,档案文献遗产收藏在各种公私机构,从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到博物馆,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传播主体,在文化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发挥各种传播主体的智慧,将已经积累和形成的档案保护经验、方法、技术和理念进行有效的传播,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播主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播受众,是接受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对象,包括机构和个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受众在档案文献保护知识积累、理解、执行和传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各种档案文献保护机构、群体和个体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学习、接受传播主体所传播的档案文献保护知识和技术方法,及时、有效地获取各种档案文献保护信息,将档案文献保护转变为自身的习惯和自觉的行为。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播媒介是传播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当下,在纸质、电子、网络等多种媒介并存的情形下,实现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融合发展,构建不同载体形式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全媒体传播策略,实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立体传播,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播内容是档案文献遗产所承载的内容。档案文献遗产内容丰富,涵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如此丰富的内容既是保护的对象,也是传播的对象。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播的效果决定着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及其保护技术方法对各种档案文献收藏机构和个人(包括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影响力的大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方法在传播的过程中,档案文献收藏机构和个人对于档案文献保护技术与方法的接受程度、满意程度、影响力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带来了保护档案文献的意识和行为的差异。评估这种差异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差异化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播策略,也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今后需要探讨的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以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为核心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统型研究框架,需要积极拓展其外延,从文化视角审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新变化、新要求,以保护文化为核心,以传播文化为己任,形成外向的拓展型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周耀林.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李鸿健,等.档案保护技术学[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3]郭莉珠,冯东耘,李鸿健.档案保护与复制技术学教学大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4]李泽锋.《档案保护技术学》教学内容体系的重构与优化——从磁性载体档案、光盘档案保护谈起[J].档案学通讯,2013,(1).

  [5]冯振荣,等.档案保护技术基础知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所桂萍.档案保护技术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7]陈忠海.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书厄观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2.

  [8]彭远明.档案保护与安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9]罗茂斌.档案保护技术学[M].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0]周耀林.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档案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5,(6).

  [11]李景仁,冯惠芬.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12]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13]刘家真,廖茹.我国古籍、纸质文物与档案保护比较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4).

  [14]张美芳,张松道.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理论与实践[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15]赵淑梅.数字时代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发展趋势——基于1987-2015年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的统计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7,(2).

  [16]金波.论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结构与功能[J].档案学通讯,2003,(2).

  [17]张美芳.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8,(1).

  [18]赵淑梅.试论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的完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19][德]黑格尔.美学 (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0]任汉中.档案文化:一个十分纠结的论题——浅述档案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档案管理,2012,(2).

  [21] 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与文化建设[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22] 王良城,杨继波.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方法与技术[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2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5]吴小兰.民国文献保护刍议[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作者简介

姓名:周耀林 柴昊 戴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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