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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与文献史研究依据: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09月30日 1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蕊满 字号
2020年09月30日 1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蕊满

内容摘要:东京审判法庭的庭审记录、证据文献等是认定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建立战后秩序,特别是战后东亚秩序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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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东京审判法庭的庭审记录、证据文献、判决书以及参与审判人员的手记、回忆录等是认定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建立战后秩序,特别是战后东亚秩序的重要基石。在浩如烟海的东京审判文献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 (简称《判决书》),揭露了1928—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罪行,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颇为珍贵的史料。笔者以此《判决书》为例,阐述东京审判文献与日军侵华史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判决书》关于日本侵华史的“三个重要定性”

  1.定性“十四年战争”是侵略战争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在有关日军战争罪行的追究时间上,中国和西方各国存在明显分歧,英美等国认为,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才正式对日宣战,起点应是“珍珠港事件”。中方认为日本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侵略中国,战争罪行理应从此事件开始算起。经过中方据理力争,最终,判决书依从中国的主张,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预定的计划”,是由日本“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樱会的成员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计划的”,此事变有“丰富而可靠的证据”[2];“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支配并攫取了东北的经济利益,为削弱中国的抵抗力量,竟然发展了“鸦片及麻药”[3]交易等;并作出判定,“日本对华的侵略……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在东京湾投降时告终”[4]。可见,《判决书》清晰地界定了日本侵华的起止时间,并旗帜鲜明地将这十四年定性为侵略战争。

  2.定性“七七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动

  近年来,日本一些学者称“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而东京审判对该事件的判决可以看作对此观点的有力回击。日本抢占满洲和热河,成立伪“满洲国”,仅仅是日本侵略中国计划的第一步。后来,日本强迫中国缔结了所谓的“梅津·何应钦协定”(即《何梅协定》)及“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即《秦土协定》)[5],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势力。1936年5月,日军又获得了在丰台驻军的权利,并发生了“丰台事件”,日军加以增援并占领了丰台,这样日军“就处于可以支配京汉铁路的联络及切断华北与华中关系的地位”,进而为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布置了“舞台布景”[6]。1936年秋,日军和国民党进行一系列会谈,但在最重要的问题,即谋求华北自治上未取得结果。1936年冬天,日军企图在丰台与卢沟桥之间收购土地,遭到中国方面拒绝[7]。谋求华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武力入侵就提上了日程。1937年4月16日,由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各大臣决定了“华北指导方策”,这一政策说明“即将在华北实行的积极计划也已准备竣事了”,后来经过第一次近卫内阁及其对华北的计划,“陆军的冒险终于获得了政府的可靠支持”[8]。于是在1937年7月7日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9],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由上可知,“七七事变”是日本有步骤、有计划侵华行动的体现,是实施其既定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目的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分裂华北、吞并中国、独霸远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3.定性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暴行

  《判决书》专门辟出一章(第八章)来书写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其中“南京大屠杀”专设一节。1937年12月13日早晨,日军没遇到任何抵抗地进入了南京市,“日本兵云集在市内并且犯下了种种暴行”,据目击者称:“日军单独的或者以二三人为一个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中国人的男女和小孩”,另外,对于一般男子实行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而且“在松井和武藤入城后至少有四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在大规模的进行者”,这就说明这场屠杀是得到了日军高层长官许可的。“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到二十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10],说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远远不止20万。“南京同胞被日军杀害的人数在30万以上,这是可以从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中推论出来的”[11]。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以铁一般的事实,如实记录并强烈谴责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并以此判定相关战犯的罪行。

  《判决书》是东京审判对日本甲级战犯的最终裁决,它并不是简单罗列25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和具体量刑,而是用了大量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因此无论对研究东京审判的学者,还是研究日军侵华史的学者,都是必读文献之一。梅汝璈曾高度评价《判决书》:“上部事实部分,确极详尽,不啻一部翔实之二千年来远东关系史或日本对外侵略史。就历史学术言,将为一不朽之贡献,有重大之价值。”[12]作为东京审判的精华,《判决书》每一页既是历史教科书,又是现实警世钟,其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所作的上述“三个重要定性”,不仅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也是东京审判的重要内容和成果体现。

  二、史学研究深化对东京审判的认识

  史学研究者通过对日军侵华史的研究,以历史事实检视东京审判的合理性,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否定论调,论证并深化了人们对东京审判的历史认知,兹举一两例加以说明。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1.南次郎与“华北事变”

  南次郎(1874—1955年),九一八事变时的陆军大臣,曾任关东军司令,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迄今为止,在发掘南次郎对“华北事变”的个人责任方面,东京审判最为深入。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被告南次郎的个人罪责认定中,裁决他只对55项诉因中的第1和27项有罪[13],与“华北事变”有关的是他对于“在军事行动的威胁下建立华北和内蒙古的傀儡政权”[14]负有责任。

  近来,有学者撰文认为法庭对南次郎的事实认定并不准确,据“南和若杉要致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出兵是为执行南本人的“自治”时间表,法庭不察其首谋之罪”[15],仅认为南1935 年11 月中旬出兵是起配合作用。检方和判决书认为南出兵仅为配合土肥原,未免颠倒主、从,最终导致法庭对南重罪轻判。至此,深藏幕后的南次郎的“主谋”之罪才终于浮出水面。由此可知,通过对南次郎与“华北事变”这段历史进行考证,得出了南次郎是主谋、而非配角的结论,从而论证并补充了东京审判对南次郎的判决,推进了东京审判史的发展。

  2.南京大屠杀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有学者通过比勘各种文献,尤其是“据日本的资料及西方人记录中日本右翼并不完全否认的资料”[16],同样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历史事实,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南京大屠杀”完全是由东京审判编造出来的荒唐论调。此例证也说明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成果佐证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人数,也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2005 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对《判决书》作了新译,有学者利用这一新译法进一步明确了其遇难人数,连同毁尸灭迹的数字为“超过20万”,并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在于数字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是否谴责这一惨烈的暴行”[17],纠正了之前关于《判决书》认定南京罹难人数的误读。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东京审判研究中,研究成果比较多的课题,因此该研究领域最能体现史学研究与东京审判研究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这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反击了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反动论调,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东京审判的认知。另一方面,东京审判新文献的面世,可以为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三、文献与史学之间的东京审判研究

  中国在抗战研究方面可谓成就斐然[18],无论从资料文献还是研究成果来说,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全46册)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全8卷)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与东京审判有交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直接推动了东京审判史研究。与西方比较来看,西方在梳理东京审判相关案件的检举、辩护和判决过程方面做得更为全面,但“却缺乏如中国学者这般通过窄而深的实证研究,从而厘清战争史实并检证判决的成果”[19]。因此,就历史学研究层面而言,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相对充分。

  但是,在东京审判的文献研究方面,中国自从东京审判结束到现在,一直都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日本。2008年以来,西方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获得了极大推动,出版了多部重要专著,如日本学者户谷由麻(在伦敦大学完成的,故归到了西方)的《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战后对法与正义的追求》、新西兰法学家博伊斯特(Neil Boister)和英国法学家卡莱尔(Robert Cryer)合著的《东京国际军事特别法庭再评价》,他们将研究建立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藏新西兰法官诺斯克莱福特(Erima H Northcroft)档案、澳洲战争纪念馆藏庭长韦伯(William F. Webb) 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大批东京审判档案的基础上[20]。这些外文资料,国内大多都还没有效地加以利用。令人欣慰的是,国内近几年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册)等,尤其是百卷本《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出版,无疑给中国的东京审判史研究增添了一座富矿。如国内史学家们能充分挖掘利用这些文献资源宝藏,相信我国的东京审判史研究水平将会跃升上一个新台阶。

  总之,对于东京审判研究来说,文献是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要加强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分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文献进行解读、使用,将之放在东京审判史与日军侵华史的历史语境中,将死的、有限的文献转变为活的、开放的历史的一个链条,形成一长串连续的、鲜活的历史,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滚动向前,螺旋上升。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审判的正义性、发挥其警戒作用,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让人们不忘战争的残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注释: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

  [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99页。

  [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17页。

  [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84页。

  [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19-320页。

  [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28-329页。

  [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29页。

  [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31-332页。

  [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68页。

  [1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84-488页。

  [11]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东京审判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彭光谦,徐长银,陶德言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年警示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第118-119页。

  [1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12页。

  [1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90页。

  [15]龚志伟:《伪证与真相: 东京审判被告南次郎的“华北事变”证词与侵略罪责辨析》,《史林》2019年第1期。

  [16]程兆奇:《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7]孙宅巍:《如何解读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8]【社科专访】北京大学教授臧运祜:抗战研究重在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http://chis.buyriteny.com/zgs/zgs_dh/202009/t20200903_5178487.shtml。

  [19]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0]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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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崔蕊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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