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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重大历史意义远未穷尽
2020年09月30日 11: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立波 字号
2020年09月30日 11: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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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多年前的东京审判已然成为历史,东京审判的意义却远没有穷尽,有待后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挖掘、诠释与发挥。我们如今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二战”结束的冷战局面,东京审判的意义受到地缘政治方面的极大压制;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形势,又在经济的向度上限制了东京审判之意义的显现。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时泛滥,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一些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歪曲。今天,重申东京审判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历史意义,有助于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根本批判和彻底否定。我们也注意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深入的思考与斗争,他们的思考具有概念分析和话语行动的重要意义,彰显了文化自觉的力量,体现出历史反省的精神。

  一、解构日本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

  日本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和“大东亚共荣圈”这一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内在相关。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一书中揭示,“东亚”概念在1930年以后帝国日本的历史阶段中负载了强烈的政治性意义,并使内含的意义不断膨胀;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亦是在帝国日本面对东亚的视野中得以成立。在子安宣邦的分析中,有三个论点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黑格尔历史哲学决定性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历程。

  公元七、八世纪,日本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全国掀起了自上而下全面学习当时世界强国中国的风潮,19世纪中叶后,日本则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子安宣邦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它在根本上依从于黑格尔的“东方”概念。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世界精神”如同太阳运行一样,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由此,世界史依次划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而非洲世界是前历史哲学的自然状态。黑格尔把东方世界视作历史的幼年期,并将其视作与西方异质的世界,也正是从西方的认知框架出发,提出“中国历史虽然长期存在,却无任何进展”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福泽谕吉出于对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的蔑视,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福泽谕吉已降的日本文明论,都戴上了子安宣邦所称的黑格尔“东方”概念的紧箍咒,最终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其二,“世界史的哲学”是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哲学粉饰。

  依据子安宣邦的历史分期,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也意味着东亚“世界史”确立的时期划分。同东亚其他国家一道,日本的近代是以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被编入“世界史”过程而开始的;而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说“世界史”。自愿走向“世界史”,也就是将自己汇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之中,并且,参与“世界秩序”的重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战期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这就是赤裸裸地对东亚秩序之帝国主义式重组的主张。1930年后,日本开始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地域概念,并将“南亚”附加于己,形成了“大东亚”。在这一军事侵略和政治经济控制的进程中,“世界史的哲学”冠冕堂皇,反动透顶。从表面上看,它呼吁历史性世界的多元化立场,要求承认多种世界史,显示出对“欧洲近代”的超越,而在实际上,它成为实施“大东亚”战争的帝国日本之立场的哲学化粉饰。深层的学理机制就在于,“世界史的哲学”致力于对抗多元化世界的中心与霸权,在西方帝国主义之外鼓吹日本帝国主义,因而也就只能成为既有“世界史”的霸权分享,而不可能真正地将其终结。

  其三,“东亚文明”是代替“中国文明”的一个概念。

  通常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是指隋唐统一以来、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世界,它以中国文化为其基本成分,而与其他文化世界区别开来,因而也就是“中国文化圈”。作为近代日本文化概念的“东亚”,则是一个将中华主义文明一元化指向相对化而构成的地域概念。子安宣邦明确指出,“东亚文明”乃是一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圈的地域里,通过从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域观照此文明的新型学术视角而构筑起来的文明论或文化史概念。这里所谓的新型学术视角,即成立于欧洲而由日本率先接受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相关的学科建制。这一新型学术视角下的“东亚”与1930年代帝国日本的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东亚”相辅相成,实质上也就成为一个文化殖民的概念。

  二、解构日本的语言民族主义谱系

  上世纪50年代曾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的津田道夫,对侵华战争有切身体验,战后即投身日本的民主运动。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日本思想家,津田道夫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进行战争反思。该书“序言”中说:“中国领导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牺牲,同样,日本人民也是牺牲品’。若以为由于中国当局的明言,日本大众就因此可以免责,那就是无赖的想法。”津田道夫明确指出,“二战”前日本国民主流意识军国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国民都卷入日本向外扩张发动的所谓“圣战”,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纳入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包括小学生在内都被国家动员起来。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使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因而,日本国民都有责任进行战争反思。针对上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的政治现状,津田道夫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再次提出“日本市民实惠的主体右倾化”这一问题,呼吁正视“最近的动向是‘人民’主体的解体,反动‘大众’的形成”这一危险。

  民众的政治倾向与民族语言息息相关,而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日本著名批评家小森阳一在《近代日本国语批判》一书中,从语言角度揭露了日本近代民族性而产生的纳粹主义倾向。从京户时代开始,汉字尽管已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对一些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它仍是一个无法消融的“他者”。江户思想家本居宣长建构了一个起源的神话:日本语言的起源是先皇的“御音”,神话的记载只不过是将权力的声音一一印记下来。为声音赋予最高的意义,将其视作“古之天籁”或“皇国正音”,由此确立了声音中心主义。小森阳一揭示出,日本近代国语的确立无疑是随着一系列政治与文学活动,不管是福泽谕吉的演讲式的书写题,还是言文一致运动,其中贯穿的都是确立民族标准语的霸权活动,并且,在日本帝国的侵略扩张中发挥了文化殖民的作用。

  三、解构“靖国的逻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我国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争议。“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军人,包括日本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及“二战”中甲级战犯的灵位。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围绕“靖国问题”,解构了“靖国的逻辑”和“牺牲的逻辑”。

  按照高桥哲哉的观点,靖国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日本国家具有的特殊性方面,靖国神社是神道的宗教设施,在日本近代帝国主义膨胀而不断进行的战争中死去的战死者都祭祀在这里,这就是“靖国”逻辑。二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所具有的一般方面,把战死者作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者”进行表彰显扬,对其功绩表示国家级的敬意和感谢,也就是所谓的“牺牲”逻辑。高桥哲哉指出,日本把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作为“崇高的牺牲”的对象进行表彰显扬,并把为了国家(“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国家=天皇)献出生命而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精神奉为“国民精神”来颂扬,这个逻辑就是彻头彻尾的“靖国”逻辑。高桥哲哉揭示出,靖国的逻辑与修辞也正是现代日本的“牺牲”的逻辑、大屠杀的逻辑,并且,用“牺牲的逻辑”来“圣化”死亡和残忍,起到了抹杀战争责任的作用。高桥哲哉的这一观点是精辟的,然而,他在后现代思想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把靖国逻辑和牺牲逻辑直接贯通起来,从而在根本上同时消解了靖国逻辑和牺牲逻辑。

  我们必须明晰地辨别,靖国逻辑实质上是大屠杀的逻辑;靖国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把大屠杀的逻辑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牺牲逻辑;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那么,并非所有的战死者都可以被称作“崇高的牺牲”。事实上,高桥哲哉也区分了“真正的牺牲”和“堕落的牺牲”。

  四、小结

  解构日本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解构日本的语言民族主义谱系,解构“靖国的逻辑”,旨在深刻的历史反省和文化自省。历史的反省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文化的自省是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站在亚洲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阐释中国的文明观。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中日关系举足轻重,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日应该共同担负起国际责任,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我们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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