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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
2020年10月02日 09:40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2020年第1期 作者:张振龙 字号
2020年10月02日 09:40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2020年第1期 作者:张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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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从东汉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的汉魏之际,文学之所以发生了巨大变革,文人关系性质的变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古代文人关系发展史上,汉魏之际尤其是建安时期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构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文学在文人关系建立中,作为文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作为文人交往的内容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作为文人借助的形式实现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了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建构,使文学作为文人关系中的一种类型得到了确立,成为与政治、文化、学术等类型相比肩的类型之一。这既拓展了古代文人建立关系的渠道,也为后来文人关系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借鉴,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关 键 词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汉魏之际/文人关系/文学类型

  作者简介:张振龙,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发表过论文《从政治到文学:建安文人业缘的历史走向》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两汉文人活动及其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7-JCZD-011),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阶段性成果。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关系与文学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因为文人既是文人关系的主体,也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依据我国古代文人关系的性质,我们可把文人关系分为政治、文化、学术、文学等不同类型。文人关系的类型不同,对文人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所以从文人关系的角度探讨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的发展,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从东汉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的汉魏之际,作为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文学之所以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固然有多种原因,但该期文人关系性质的变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与之前相比,该期文人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来构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不仅成为该期文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大目的和内容,而且还成为他们借以建立相互关系的一种主导形式,文学作为文人关系的一种崭新类型获得了确立。就目前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言,尽管学者们在研究该期社会文化的变迁①、儒生与文吏的合流②、文人的交游活动③等问题时,对文人关系中的文学因素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明确地把文人关系中的文学类型作为论题提出来。有鉴于此,对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进行专题研究,其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我国古代,“文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④,是从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士人”这一社会阶层演化而来的,其内涵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东汉以后,尤其是汉魏之际,“文人”才逐步从“士人”阶层中分离出来,其内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⑤。所以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考虑到“文人”演变的历史实际,涉及到先秦至东汉初这一时期用“士人”这一称谓,涉及到汉魏之际时则用“文人”。文中的“文人关系”“士人关系”,分别指“文人”“士人”作为独立的主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所建立的联系。由于古代“文人”“士人”从其产生时起,就与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统治者本身就是“文人”或“士人”,其与“文人”或“士人”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古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文中的“文人关系”或“士人关系”,主要关注的是“文人”彼此之间或“士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

  一、文人关系中文学目的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从文人关系的目的来看,在我国古代文人关系发展史上,到汉魏之际文学才摆脱了自然依附于政治、文化学术等目的的附庸地位,作为文人建立人际关系追求的目的之一,则发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为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提供了目的上的条件。

  先秦时期士人建立人际关系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这首先表现在士人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此时君臣、宾主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代表,如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就是买卖的利益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⑥在韩非子看来,君臣之间之所以建立关系,就是各有自己的利益目的。再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被齐王毁废失位之后,宾客争相远离而去;后他得势,宾客又纷纷而至,原因就在于“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⑦。此后赵国的廉颇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得势之时,客又复至。针对其客前后态度的变化,廉颇颇有感触,直接辞退其客。其客却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⑧不管是齐国孟尝君的宾客,还是赵国廉颇的宾客,皆把利益作为自己与孟尝君、廉颇交往的目的。这一目的对这些士人而言,既是明确的,也是自觉的。因为他们不仅认识到了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一道理自然的一面,而且还把利益作为交往的目的主动地去追求。利益在士人交往的目的中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其次,还表现在士人与士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战国策·秦策三》云: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高诱注《战国策》卷五《秦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册,第44页)

  面对当时天下之士相聚赵国,共同谈论合纵盟约攻打秦国的情势,秦相应侯范雎告诉秦王无需担心。因为范雎清楚地知道这些士人“相聚而攻秦者”,只是“欲富贵耳”。难怪战国后期的荀子发出这样的感叹:“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⑨

  其二是建立在道统基础之上。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先秦时期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予以说明。此时期的士人在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时,就彰显出对自己学派道统这一目的的积极捍卫。如《孟子·万章下》载: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一《万章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721页)

  鲁缪公待子思以友,子思不悦,原因就是他要以师自居,不愿下居友位。《战国策·齐策》曾载赵威后与齐使的对话云: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一一《齐四》,第1册,第96页)

  赵威后认为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又不索交诸侯,他的存在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我们却从子仲的身上看到了士人对自己理想的“道”的坚守精神。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士人,不仅把“道”作为他们建立关系的目的,而且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

  另一方面,这在先秦时期诸子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家代表人物和其弟子之间之所以能够结成密切的师友关系,就在于其各有自己学派所提倡和自觉追求的道统这一共同目的。如孔子与其弟子所追求的“仁学”,孟子和其弟子所追求的“仁政”,荀子和其弟子所追求的“隆礼重法”,韩非子和其弟子所追求的“法、术、势”,老子、庄子和其弟子所追求的“自然之道”,墨子和其弟子所追求的“兼爱”“非攻”等等,无不如此。这也就是孔子为何说“士志于道”⑩“道不同,不相为谋”(11)的原因所在。

  西汉至东汉初期,由于政治上的一统与思想上的儒学独尊所引起的社会风气和士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士人关系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和经学成为士人建立相互关系的重要目的。这在该期士人与统治者之间、士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中皆有体现。汉初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之所以广招士人,士人之所以纷纷前来投靠他们,其目的主要是政治的。西汉武帝以后儒学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学也就自然成为士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大目的。《汉书·儒林传》班固赞云: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620页)

  《后汉书·儒林列传》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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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则文献中尽管主要描写的是经学在士人中传播发展的盛况,但也同样展示了经学是士人与统治者之间、士人与士人之间交往的目的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对这一目的的追求所达到的自觉程度。

  由此不难看出,先秦、西汉至东汉初期道统、政治与经学作为士人建立彼此关系的目的,不仅被他们所认同和接受,而且成为士人一种自觉的追求。就此期士人关系建立目的的总体情况而言,虽然也涉及到了文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在追求道统、政治与经学等目的时的一种自然显现,文学还未独立成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更谈不上自觉。如战国后期,“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12);西汉初的“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汉书》卷五一《邹阳传》,第8册,第2338页);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帝召贾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13)。文中所叙述的楚襄王令景差、唐勒、宋玉等创作的《大言赋》,邹阳等“以文辩著名”而被吴王刘濞招纳,明帝使贾逵作《神雀颂》等,所涉及到的不管是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士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皆与文学有关;但就他们之间建立关系的目的而论,并不是为了文学。文学是自然依附于政治的,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为景差等只是楚襄王的御用文人,吴王刘濞招邹阳等人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政治威望,明帝使贾逵作《神雀颂》主要是为自己润色鸿业。所以文学在他们建立关系的目的上也就自然失去了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其地位也就无法与政治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他们把文学作为彼此建立关系的目的来自觉追求了。此时,士人关系中道统、经学等目的所涉及到的文学也是如此。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汉魏之际,除政治、经学等被文人继续作为建立相互关系的目的之外,又出现了文学被文人作为建立彼此关系目的的新情况。这时的文学在文人交往目的中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不仅摆脱了之前依附于道统、政治、经学的附庸地位走向了独立,而且作为文人之间建立关系追求的目的之一也发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显现。此时不少文人就因自己的文学实绩和文学才能被举荐升迁。作为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以及他们与统治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联系,就是因为被举荐者的文学实绩和文学才能。而文人的文学才能又属于文人重要的文学素质,所以文人的文学实绩和文学才能在成为他们建立关系的直接目的的同时,文学的地位、作用也得到了提高和凸显,有效推动了文人关系中的文学从自然向自觉的发展。如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诏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传上》,第9册,第2616页),李尤之所以被贾逵引荐诏诣东观,受诏作赋,拜为兰台令史,目的就是要发挥他的“以文章显”“有相如、杨雄之风”文学创作的优长。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第9册,第2616页),刘毅之所以受到安帝的嘉奖,拜为议郎,也是因为他的“有文辩称”及其被刘珍、邓耽、尹兑、马融等文人称美的文学创作才能。胡广,“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第6册,第1505页)。胡广在旬月之间就被拜为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也是为了展示他的章奏“天下第一”的文才。当然这些事例所反映的文人关系中的文学这一目的,是与当时以笺奏课文吏的仕进制度密切相关的。文学作为文人建立人际关系的目的还没有真正走向自觉,但其自觉程度较之前却有了明显的增强。

  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时期,文学作为文人建立相互关系目的的意识愈益明确和自觉。如边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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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进以军事征召边让,蔡邕向何进推荐边让,也是直接缘于边让创作的《章华赋》,目的是让他的辩博和能属文之才得以重用。再如蔡邕,他在东汉后期之所以名声鹊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文学实绩和才能。在蔡邕生活的时代,跟其建立关系的文人、统治者,不管是与他交游也好,还是和他一起从事典籍整理、品评、游艺、文学创作等活动也罢,与之前相比其与蔡邕建立关系的目的更明确和自觉了。他们之所以积极主动地和蔡邕建立关系,其目的就是基于蔡邕所取得的非凡的文学实绩和超拔的文才。史载:“(蔡)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14)“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15)“(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16)蔡邕被召东观,董卓辟蔡邕并“厚相遇待”,其关系的建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蔡邕的文学实绩和才能。再如刘表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受诏为荆州刺史,采取抚定民心的措施,提倡儒术,广交当地豪族,使荆州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许多文人慕名前往,云集于此。对此刘跃进先生有具体论述:“仅关中一地,汉末战乱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从此至建安十三年约近二十年间,荆州成为汉末之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如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等,均为一时之选。此外,学者名士如赵岐、和洽、刘廙、杜夔、刘巴、宋忠(衷)等也曾云集于此。所以王粲对曹操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17)当时文人云集荆州,原因不一,但刘表重文学、艺术则是其重要之因。这恰好满足了这些文人喜好文学、艺术,以及实践其文学、艺术才能的愿望。

  建安时期文人汇集邺下,依附于曹氏父子,文学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文人之间把文学作为建立关系的目的来追求的自觉意识更加突出。《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18)曹操组织的这次活动,完全是以文学创作为目的的。尽管此次活动是由曹氏家族成员参加的一次家族活动,但就曹操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他的这一举措,无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曹丕、曹植兄弟宣告了文学创作作为文人建立关系目的的独立性、自觉性和合法性。因为从东汉后期开始,家族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远远超出了家族本身,而具有了影响文学发展方向的引领意义。曹氏家族的这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如此。此后,曹丕、曹植兄弟在邺下西园、南皮等地,自觉组织由建安文人参加的以文学为目的的活动,就是典型的表现。正如史家所云: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3册,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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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其中明确指出曹丕、曹植兄弟与王粲等六子之间之所以相互友善、成为好友,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个皆好文学的共同目的,而且这一文学目的是独立于其他目的之外的,是文人特别看重和自觉追求的。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人,虽然也有文采,但由于与王粲等六子相比,他们的文学才能有所逊色,所以在曹丕、曹植兄弟心中,其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与王粲等六子等同了。由此可知,建安文人不仅把文学作为彼此交往的重要目的,而且还依据文人文学才能的高低,来决定文人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也正是这样,文学在文人建立关系的目的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并且与政治相比也毫不逊色,成为了文人自觉追求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9),从而具有了与“经国”同等重要的不朽的意义。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总之,在我国古代文人关系发展史上,至汉魏之际,文学在文人建立相互关系的目的上,不仅摆脱了之前从属于道统、政治、经学等目的的自然状态,而且成为他们主动的自觉追求,发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重大转变。

  二、文人关系中文学内容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

  从文人关系的内容来看,我国古代的文人关系发展到汉魏之际,文学作为文人交往的一项内容,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为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提供了内容上的条件。

  先秦时期,士人关系的建立在内容上居于独立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与他们建立关系时所追求的道统等目的相一致的权力富贵、治国理政、道德伦理教化等方面。如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等与稷下士人集团成员之间,楚国的楚襄王与景差、唐勒、宋玉之间,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等关系的建立,即是其中的代表。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了文学的内容,但文学常常是作为权力富贵、治国理政、道德伦理教化的一部分出现的,还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是春秋时期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士人之间的引《诗》、赋《诗》和诵《诗》,表面来看《诗》成为他们建立关系中的对象,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不是《诗》的文学审美内容,而是《诗》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意义,即他们并没有把《诗》视为文学作品。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再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时曾这样说过:“不学诗,无以言。”(20)《论语·阳货》也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1)在孔子看来,《诗》是一部能够提高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教科书,有助于士人抒发情感、了解他人、与人交流、针砭时政、加强道德礼乐修养或增长知识。孔子的话语中尽管也包含了《诗》在后世的文学意义,但总体来说孔子时代并没有后世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先秦作为我国古代士人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期,其身份非常复杂。范文澜先生曾把当时的士人分为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食客四类(22)。就这四类士人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内容而言,尽管丰富多样,但居于独立地位的则是权力富贵、治国理政、道德伦理教化,“文”只是为这些内容服务的,并不是被士人作为独立于它们之外的内容来看待的。这同样可以从该期士人的谈论、交游和创作等活动的内容中得到印证。如此时士人谈论活动所展现的他们建立关系的内容,处于独立地位的有社会政治、治国方略、伦理教化、德行修养等;士人交游活动所展现的他们建立关系的内容,处于独立地位的有道统理想、政治等;士人创作活动所展现的他们建立关系的内容,处于独立地位的有政治主张、人生理想等。由此可见,文学作为士人构建相互关系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还未独立,只是依附于其他内容而存在的。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西汉到东汉初期,由于受执政者以儒家作为治国理念的影响,再加上士人身体力行的现实实践,士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内容也与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忠君等思想密切相关,处于独立地位的士人关系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经明行修等方面。这照样能够从该期士人关系建立的内容中得到说明。像西汉初期藩王与士人之间关系的建立,西汉武帝与宫廷士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所彰显的独立内容就是以治国理政为主的;像西汉和东汉初期太学、郡学与兰台、东观等士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所彰显的独立内容主要是以经明行修等为主的。当然这个时期士人关系建立的内容中也有与文学相关的,但主要是依附于治国理政、经明行修等内容而存在,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也被治国理政、经明行修等内容所遮蔽。史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7册,第1928页)《后汉书·班固传》也云:“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人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卷四○下《班固列传》,第5册,第1373页)刘向、王褒、张子侨等献给宣帝的赋颂,班固献给肃宗的赋颂,内容皆是歌功颂德的。这与他们在跟帝王的往来中不得不投帝王之所好有密切的关联。表面上看,这些赋颂好像是联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独立内容,但实质上这些赋颂无论是对统治者而言,还是对士人来说,其作为文学的文学性是服务于政治性的。因为这些赋颂生成的目的是政治的,所书写的内容也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赋颂作为士人建立相互关系的内容,其文学本身的地位和价值并未独立。

  汉魏之际,尤其是建安时期,随着文人立言价值观从余事到主导的转变(23),文人交往中的文学内容日益增加,其地位也愈益重要,实现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成为文人彼此建立关系的独立内容之一。这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方面,此时文人的文学创作作为文人活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文人在活动中彼此交往的一项独立内容。此种情况在东汉安帝至灵帝时期文人的游艺活动和游艺文学创作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彰显。像马融的《樗蒲赋》《围棋赋》,王符的《羽猎赋》,王延寿的《千秋赋》,边韶的《塞赋并序》,蔡邕的《弹棋赋》等,就是代表。建安之后,曹氏兄弟与建安诸子之间、建安诸子彼此之间所开展的游艺活动与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像应玚的《驰射赋》《校猎赋》《西狩赋》《斗鸡诗》,刘桢的《大阅赋》《斗鸡诗》《射鸢诗》,陈琳的《武猎赋》,王粲的《弹棋赋序》《围棋赋序》《投壶赋序》《羽猎赋》,曹植的《射雉赋》《斗鸡诗》《名都篇》,丁廙的《弹棋赋》,曹丕的《弹棋赋》《校猎赋》《夏日诗》《艳歌何尝行》《诗·行行游且猎》《诗·巾车出邺宫》,邯郸淳的《投壶赋》等等,就是他们在从事游艺活动中创作的,也是以描写文人所开展的游艺活动为内容的。所以,这些作品就具有了双重的价值,它们既是文人从事游艺活动过程中的内容,也是文人在活动中彼此建立关系的内容,并且其文学地位是独立的,是不依附于其他内容而存在的,彰显的是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和娱乐功能。这个时期文人在交游活动中创作的同题与赠答的作品,如应玚的《公宴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刘桢的《公宴诗》《又赠徐幹》《赠五官中郎将四首》,曹植的《赠徐幹》等等,同样既是文人从事交游活动过程中的内容,又是文人在活动中彼此建立关系的内容,其地位也是独立的。不仅如此,此时还出现了以反映文人文学创作为内容的作品,如曹植的《薤露行》云:“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24)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四曰:“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25)诗中对作者文学创作的描写,其目的或是为了立言不朽,或是为了展示文学的才华等。在这些活动中,文学作为文人活动的有机内容,不仅是文人之间建立关系时文学内容的具体展示,而且与活动中的其他内容相比也具有了独立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作家、作品作为客体也独立成为该期文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对象。像建安诸子、曹氏兄弟在交游、谈论等活动中相互交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作家、作品的谈论和品评。文学在他们开展的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彼此建立关系内容的独立组成部分。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文中既有对邺下文学创作的盛况、建安诸子文学成就的称道,如“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53页),又有对陈琳创作的严厉批评,如“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词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53页);文中既指出了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易,认为要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就要倾听他人的批评意见,反复修改、润色,如“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53—154页),又提出了文人文学批评与文学修养之间的关系,认为批评者要想掌握批评文学作品的本领,就要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54页)此外,作者还提出了自己有关辞赋的观点:“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54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针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杨修写了回信《答临淄侯笺》,发表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杨修首先赞美了曹植写给杨修的这封来信,如“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26);接着肯定了王粲等人的文学实绩,认为曹植把自己与王粲等人相提并论实不敢当,如“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自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757页);之后则对曹植非凡的文学才能和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颂扬,如“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758页);对曹植所赠的辞赋,作者表示不敢妄加评论,并比之为《吕氏》《淮南》,如“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钳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758页);最后发表了自己对赋颂的看法,作为对曹植“辞赋小道”观点的回应:“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758页)就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杨修的《答临淄侯笺》这两篇文学作品而言,不仅是两人建立关系的具体表现,也是两人建立关系的具体内容。就两人建立关系的具体内容来说,其中心议题就是围绕文学来展开的,所以文学也就自然成为曹植、杨修两人关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独立对象。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再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吴质的《答魏太子笺》、陈琳的《答东阿王笺》等,也是如此。这些作品中所讨论的建安作家作品,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不仅是独立的,也是建安诸子、曹氏兄弟之间关系得以建立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在该期文人的辞赋、诗歌创作和其他活动中也有体现。如应玚《公宴诗》中的“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2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中的“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28),以及邯郸淳与曹植初见时所讨论的数千言“俳优小说”和“古今文章赋诔”(29)等,就是典型的例证。

  可见,汉魏之际,尤其是建安时期,文人通过文学来展示才能成为文人之间建立关系内容中的一大景观。文学作为文人交往的内容,摆脱了之前依附于权力富贵、治国理政、道德伦理教化、经明行修的从属地位,成为与它们并肩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地位、价值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完成了从依附到独立的飞跃发展。

  三、文人关系中文学形式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汉魏之际,文人出现了借助文学这一形式来建立彼此关系的新现象。文学作为此时文人关系建立的形式之一实现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为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撑。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先秦时期,士人把利益、道统等作为建立相互关系的主要目的,把权力富贵、治国理政、道德伦理教化等作为交往的独立内容。受此影响,他们也相应把政治、文化、学术等作为建立彼此关系的主导形式。如《论语·颜渊》记载曾子谈到君子交友的原则时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朱熹注曰:“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四书章句集注》,第140页)曾子所说的“以文会友”的“文”,虽然包含文学,但主要是指文化、学术。这说明在春秋战国之交的曾子看来,君子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文化、学术这一形式之上的。又如《中庸》有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仁、知、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8—29页)其中的君臣是借助于政治这一形式而建立的,朋友是以共同的文化、学术爱好等志趣这一形式为基础的。虽然《中庸》中的“五达道”不是针对士人关系来说的,但士人关系应是其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该期士人借以建立关系的主导形式。

  西汉到东汉初期,士人关系的建立多是对先秦时期的继承。西汉武帝以后,由于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政治、文化、学术等成为士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主导形式。如此时太学、郡学中经师、太学生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多是借助于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政治、文化、学术等而建立的。这从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班固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30)文中所说的“三纲六纪”中的君臣是建立在政治这一形式上的,师长是建立在文化、学术这一形式上的,朋友是建立在共同的爱好等志趣这一形式上的。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士人的志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政治、文化、学术等来体现的,士人之间有无共同的志趣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有无相同的政治、文化、学术等爱好来表现的。所以,朋友关系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以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政治、文化、学术等形式为基础的。《白虎通义》中所说的“三纲六纪”,其君臣、师长、朋友关系就是建立在政治、文化、学术等形式上的。尽管班固《白虎通义》中的“三纲六纪”也不是专对士人关系而言的,但却包含了士人关系;既是士人交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士人交往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说明政治、文化、学术也是该期士人关系得以建立的主导形式。

  当然,先秦到东汉初期士人关系建立的形式中,也有与文学这一形式相联系的情况。但总体而言,与政治、文化、学术等主导形式相比,文学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还没有成为一种与其相比肩的主导形式。如前文我们已经提到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外交等活动中,士人所引、所赋、所诵之《诗》,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诗》是文学作品,士人的引《诗》、赋《诗》、诵《诗》活动也不能说不是借助于文学这一形式,但关键在于无论是对听《诗》者来说,还是对引《诗》、赋《诗》、诵《诗》者而言,《诗》并不是被作为文学来看待的,而是作为文化、学术来看待的。此时的《诗》,从文学本身而言还没有独立,因此士人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所借助的《诗》这一形式的文学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诗》只是作为文化、学术这一主导形式的辅助形式而存在的,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士人彼此借以建立关系的一种主导形式。再如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也有云: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23页)

  这些言语侍从之臣,常常通过辞赋等形式或与统治者之间、或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对他们而言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他们都是以“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六臣注文选》卷一,上册,第24页)的政治教化为主导的,文学也是政治这一主导形式的辅助形式。这是此时士人借助于辞赋等形式或与统治者之间、或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普遍特征。又如《汉书·枚皋传》载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汉书》卷五一《枚皋传》,第8册,第2367页)《汉书·王褒传》也云:“上(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9页)文中所载枚皋、王褒、张子侨等人创作的受命之赋,也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文学本身则成了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其主导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同时,这些士人作为创作主体,也被统治者作为“俳优畜之”(31),就连他们自己也视己为俳倡。所以与之前相比,只能说他们在和统治者建立关系时所借助的文学这一辅助形式的文学色彩浓郁了,但还没有实现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

  汉魏之际,文人之间在建立关系时除继续借助政治、文化、学术等形式外,又进行了开拓性的创新和发展,把文学从之前被士人作为建立相互关系的辅助形式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它真正的文学价值,使其成为文人彼此建立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实现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这在东汉后期顺帝到灵帝时期就有明显的表现。如崔琦,“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32);边韶,“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韶之才捷皆此类也。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33);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34),“及西还,道经弘农,过候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门吏惧,以白之。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曰”(35);边让,“少辩博,能属文”(36),“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37);高彪,“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覆刺遗融书曰”(38),“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39),等等。以上所举崔琦、边韶、赵壹、边让、高彪等文人,他们无论是被当时的统治者结交,还是被当时的其他文人结交,靠的就是自己的“以文章博通称”“以文章知名”“恃才倨傲”“能属文”“有雅才”等文学实绩和文学才能。同时,他们与统治者、其他文人进行彼此交流、沟通的主导形式之一,也是文学创作。像赵壹“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为感激友人救命之恩,“乃贻书”谢之;拜见皇甫规未果,“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京兆第五永于长乐观宴请百官,蔡邕、高彪等文人也是以创作赋诗等文学作品助兴,等等。这表明此时文人借助于文学这种形式进行交流愈来愈被他们认可、接受和实践,文学在文人借助于建立相互关系的诸种形式中的主导性也日益突出。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特别是到了建安时期,文人借助文学独立进行彼此交往,文学真正成为文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主导形式之一。这在建安文人的交游、创作、谈论和游艺等日常生活中,皆有典型的表现。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或活动之后,彼此之间借助于文学这一形式进行交流、沟通,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中有借助诗歌的,如赠答诗、宴会诗、游览诗、斗鸡诗等;有借助辞赋的,如抒情赋、游艺赋、咏物赋、征行赋等;有借助散文的,如文人之间的来往书信和大量的表、疏、记、赞、序等,可以说是文体多样,形式丰富。如孔融荐祢衡,“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40);祢衡于黄射大会宾客之时,作赋以娱乐,“(黄)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41)。有关这些借助于文学形式进行交流的例证,在建安文人关系中不胜枚举。在此我们仅引用刘勰和锺嵘对建安文人与文学的论述,予以总体说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73—674页)

  锺嵘的《诗品序》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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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引虽然是刘勰和锺嵘对建安作家、作品繁荣景象的总结与概括,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期文人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借助于文学这一主导形式而建立的。因为此时作家群体的形成和文人创作的繁荣,其重要基础就是建安诸子及曹氏父子之间的交流、相互切磋和文学创作的互动,而这些皆是通过文学这一主导形式来展开的。所以刘勰与锺嵘对建安作家、作品繁荣景象的论述,也正是建安诸子、曹氏父子通过文学这一主导形式建立文人关系的典型体现。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汉魏之际,文学开始从作为之前士人之间建立关系所借助的政治、文化、学术等形式中解放出来,逐步成为文人彼此建立关系的主导形式之一。尤其是经过建安诸子、曹氏父子等文人的大量实践,文学成为他们借以交往和促进彼此关系巩固与发展的一种主导形式,实现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

  从东汉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的汉魏之际,中国古代文人关系确实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建安时期,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构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这主要表现为文学在文人关系的建立中,作为文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作为文人交往的内容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作为文人借助的形式实现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跨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了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建构,使文学作为文人关系中的一种类型得到了确立,成为与文人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学术等类型相比肩的类型之一。

  当然,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它与文人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学术等类型毫无联系。相反,它却以独立的姿态与文人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学术等类型相互渗透、相互吸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加有效地参与了文人关系的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文化、学术等相互之间的深度融合和贯通,赋予了文学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强了文学的魅力和张力。这是由文人身份、文学渊源、文学的价值功能等因素决定的。

  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不仅拓展了古代文人关系构建的渠道,提高了文学在文人交往中的价值和地位,彰显了文学在文人关系构建中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发展,而且为以后文人关系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借鉴。可以说,汉魏以后的文人关系无不受到它的影响。继建安文人群体之后,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等文人群体代代层出不穷,就是最好的证明,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附记:本文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相关论著。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②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具体论述。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③参见刘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怀荣《论邺下后期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拙文《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等,对该期文人的交游活动皆有涉及。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④本文所言汉魏之际的“文人”,其内涵主要依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所收作家的标准,即:“1.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2.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3.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4.许穆夫人、寺人孟子等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凡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凡符合四条中之一者即为“文人”。

  ⑤有关对“士人”内涵演化的论述,参见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另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阎步克《士大夫演生史稿》、于迎春《秦汉士史》等论著;有关“文人”内涵的论述,参见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赵敏俐《读书仕进与精思著文》(《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论著。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⑥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卷一四《外储说右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册,第772页。

  ⑦司马迁《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册,第2362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⑧《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8册,第2448页。

  ⑨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三《非十二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101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⑩朱熹《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11)《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四书章句集注》,第169页。

  (12)宋玉《小言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册,第72页。

  (13)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五《贾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613页。

  (14)《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下》,第7册,第2003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15)《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下》,第7册,第2005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16)《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下》,第7册,第2006页。

  (1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10页。

  (18)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557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19)曹丕《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1097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20)《论语集注》卷八《季氏》,《四书章句集注》,第173页。

  (21)《论语集注》卷九《阳货》,《四书章句集注》,第178页。

  (22)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上册,第249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23)关于此问题,参见拙文《由余事到主导: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的演进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24)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25)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四,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卷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26)杨修《答临淄侯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757页。

  (27)应玚《公宴诗》,《建安七子集》卷六,第171页。

  (28)《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建安七子集》卷七,第189页。

  (29)《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第3册,第603页。

  (30)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中华书局1994年版,上册,第373页。

  (31)《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9册,第2775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32)《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第9册,第2619页。

  (33)《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第9册,第2623—2624页。

  (34)《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28页。

  (35)《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33页。

新用户送58彩金亚博  (36)《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40页。

  (37)《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45—2646页。

  (38)《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49页。

  (39)《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50页。

  (40)《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53页。

  (41)《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第9册,第2657页。

作者简介

姓名:张振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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